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战旗飘扬，可他却没想到在和田缴获的“俘虏”里，居然藏着五千多印度人。

这可不是打个胜仗就能收场的局——你说他们是敌军吧，人家操着半口英语；你说是平民吧，又个个军装笔挺。这下好了，左宗棠得当场补一节国际法，清廷也跟着一脸懵圈：这帮人到底怎么处置？

和田城下抓出五千“谜之军团”

1878年1月，新疆和田。左宗棠大军斩阿古柏余党于马下，连夜挺进和田府。士兵们以为这仗打完了，可以松口气，结果却发现，这座城市里，不只阿古柏的残兵，还有一大票外籍脸孔。

当时清点人数时，左宗棠亲自过目名册，发现问题大了：俘虏中，竟然有五千多印度人！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来自所谓“乳目国”的人、阿拉伯人、英吉利人。场面立刻变得复杂起来。

这帮人是怎么来的？

要说清这事，得从十三年前说起。1865年，阿古柏受浩罕汗国委派，带兵侵入新疆。他不是普通叛匪，是带着“野心计划书”来的。凭借英国的暗中撑腰和沙俄的威胁掩护，阿古柏短时间内拿下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他不是来短暂抢地盘的，是想在中国西北打造一个永远不走的“哲德沙尔汗国”。

这位中亚土匪头子心里门清——得江山光靠骑马打仗不成，还得有兵器、教练、后勤、技术。他便重金雇佣“技术移民”：从英属印度雇炮手，从阿拉伯请军官，甚至连乳目国（后被左宗棠怀疑是阿曼）都派了个火炮教练。火炮教练自己交代，从乳目国走了半年才到新疆，刚落脚没两天，阿古柏就死了，炮还没操练就落了空。

然而最让左宗棠费解的是那五千印度人。这不是小数目。他们不属某一支军队，而是被分散安置在和田各个角落，平时有的穿军服、有的穿便装，但都隶属阿古柏政权名下。

左宗棠不轻信。他命人逐个甄别、核查来历。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十三天，每日从日出点名盘查到日落，全靠军中翻译、通事日夜不歇。

最后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五千印度人，大部分是从英属印度被“雇佣迁徙”到新疆的。他们并非自愿，大多数是被以“高薪酬”骗来，还有部分甚至是边境被强掳的劳工。

左宗棠一听就明白了：这就是阿古柏的“外援部队”，既不是英国正规军，也不是纯平民。此时清军刚收复疆土不久，国力尚虚，边防未稳，如何处理这批人？一刀斩，可能引发外交争议；全放走，形同放虎归山。

于是左宗棠采取双轨策略：技术人员个别甄别；身份不明者收押；其余的，编入后勤，等待春暖花开之时遣返原籍。

这个决策，不仅展现军事智慧，也展现了大国气度。边疆收复不光靠枪杆子，还得靠一颗有分寸、有格局的心。

慈禧收奏章傻了眼：乳目国是什么国？

话说左宗棠收复和田后，立即写了一份密奏，上报朝廷。慈禧太后一看内容，差点没把笔给扔了：“乳目国？你们是写错字了吗？”

在当年的清廷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乳目国”这地方。大臣们翻阅《大清一统志》《皇朝地理全图》，一通翻找也没见着。此事迅速引发了朝廷的疑虑：是不是西洋势力又在暗中插手？这些俘虏到底是不是英国人派来的间谍？

其实，左宗棠本人也疑惑。这个“乳目国”炮手教练，自称从中东来，走了半年才到新疆。语言不通，文化隔阂严重，一开始连“你叫什么名字”都问不明白。后来靠一位懂波斯语的中亚商人协助，才慢慢搞清楚原委。

这位炮手自称并非军人，而是火器教练，受雇于阿古柏政府，并不知晓中国政治版图，也不认清阿古柏是叛乱政权。他还供述：在旅途中，曾穿过印度旁遮普地区，在喀布尔一带滞留数月，这说明他是被“中亚承包商”转手贩运的技术劳工。

慈禧太后看完奏折后，只问了一句：“此人有没有罪行？”

左宗棠答得干净利落：“无作战记录，未施伤害，未操火炮。”

于是慈禧下令：予以释放，春季后自行返国。

这桩看似简单的处置，实则反映出清政府当时在国际法、民族政策、外交处置上的高度审慎。当时的新疆并未完全稳固，西北边境仍有沙俄虎视眈眈。如果轻率对外籍俘虏施重手，英国可就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干预。

左宗棠对这点心知肚明，所以才在处置过程中，尽量体现“有理、有节、有据”。对身份不明的全部登记造册，对确属军士者拘押听命；对仅为劳工的，则安排伙食、临时安置，并对民众公告解释。

处理完这些外籍俘虏后，左宗棠又奏报朝廷，请求进一步设立边防翻译通事、外籍甄别处等机构，并在和田、喀什设立边民甄别点。如此安排，才确保了疆域的稳定、外交的安宁。

五千人能干嘛？左宗棠想得比谁都远

左宗棠是老湖南人，性子直，思路却不简单。他深知，五千多印度人不是普通的“俘虏”，而是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炸弹。

当时的清朝刚刚度过太平天国的浩劫，国力元气大伤。新疆更是边防要地，若处置不当，不只是外交麻烦，还是未来边患隐患。

于是左宗棠干了件“当代边疆管理学教科书级别”的操作——他没把这批人“扫地出门”，也没一刀切，而是分门别类，分区管理。

首先是设立“暂居营地”。这五千印度人被集中安置在和田城外两处高地，清军专门派兵设防，不是软禁，而是看管兼保护，防止民变。

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技工区”，安置有特殊技能者，如枪匠、马医、炊事长；一类是“劳作区”，安置普通劳工，由地方官员每日安排打扫街道、修缮营房、运输辎重等任务。

每人每日两餐，由清军统筹。左宗棠专门下令：不得克扣口粮，不得辱骂驱使，不得擅自处罚。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少见的“人道处置”。

左宗棠深知，这帮人里头，有些日后可能成为“活广告”——回到印度后，他们会告诉同胞：“中国军队有纪律，中国大人有眼界。”这对日后西北边疆的稳定、对外情报传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878年春季来临后，左宗棠又写奏章：“准许其中愿归者，予以通行文书，派兵护送至边界，交回印度。”

最终，约有三千多人顺利归国，其余部分因无去处，选择留居和田，后被编入屯垦营地，成为“编外民工”。

左宗棠还特别在和田设立“外籍登记处”，为这些人开设临时身份文册，予以赋税豁免、治安保护，直到数年后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他这一套安排，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外交雷区”，还顺带加强了边疆治理效率，稳定了社会秩序。

就这样，五千印度人没变成外交祸水，反而成了边疆治理的“试金石”。左宗棠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边疆不是边角料，俘虏也不等于累赘，治理之道，在于细节之中。

新疆保住了，西北稳住了，而这场“多国混战后的身份甄别大戏”，也成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堂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