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芳

陶东风教授在其新著《创伤记忆与见证文学》中指出，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人道灾难的世纪，也是最应该铭记灾难的世纪。在大屠杀这种骇人听闻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之事”的创伤事件中，亲历者的“见证”成为一种“伦理立场和道德选择”，“他们独一无二的经历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使命和责任”。

“见证”是“奇特的委任”

电影《南京照相馆》正是这一理论的影像化诠释——通过侧写一家深陷血腥屠城风暴的“吉祥照相馆”，勾勒出普通南京平民从恐惧的目击者蜕变为真相守护人的灵魂图谱。在日军大肆侵略金陵之时，照相馆暗房的红灯不仅映照着中国人面对国族伤痛时从被动“是见证”到主动“作见证”的身份转化过程，同时显影出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对历史记忆的坚守与救赎。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里，邮差苏柳昌、演员林毓秀、逃兵宋存义以及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于沦陷初期都只是苟且求生、懦弱自保的平头百姓。然而，随着日军暴行与战争罪证在相纸上的不断累积，老金等人的道德觉醒也在显影液中产生——照片已不能再洗，再洗下去就会洗成汉奸。于是，他们勇敢地把日军胶卷掉包，将底片缝入衣襟之中，彼此约定活着出去的人必须去揭露南京的真相。最终，唯一幸存的林毓秀将底片交予外国记者，从而让世界知晓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影片中，苏柳昌一行从“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转变，展现了战争亲历者们从沉默的事件承受者到记忆传递者的跃迁。

美国学者肖珊娜·费尔曼视“见证”为一种“奇特的委任”。在电影中，当苏柳昌看到外国记者的摄影器材被日军销毁，当林毓秀被要求怀抱死婴微笑着拍摄伪造和睦假象的“亲善照”，当金承宗一家发现熟悉的邻里出现在死亡相片中……他们开始明晰自身背负的特殊使命，进而从过去式的“发生了什么”跨越至未来式的“必须被记住”。就如著作所言：“幸存者见证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无人能够替代自己做证”“见证的不可替代性来自证人的不可替代性，来自证人的观看是绝对属己的观看”“这是只有亲历者才能做的事情，也是幸存者的责任”。

“作见证”是一种伦理行动

可以认为，“作见证”不仅是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一种伦理行动，是幸存者及其后代对暴行的回应与抵抗。幸存者经历的“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转化，是将“警示”与“传承”的意义融会贯通，使经历作为记忆遗产被集体获得。集体经历虽然是个体经历的集合，但个体经历却并非集体经历的简单拆分，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叠加。由此一来，个人的创伤经历对于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其他人来说就会具有肯定的意义。然而，“见证者”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自然的同一关联性，也不是所有见证者都愿意为事件作见证。“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转换需要历经艰难的取舍，实为从主体自觉、道德担当、伦理意识至行动践履的质性更变。

书中指出，以“极权主义邪恶的缩影”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灾难，被视作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极端之恶。其邪恶的程度如此超乎想象、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对人类的良知底线和认识能力形成了挑战。陶东风教授援引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对于“道德见证者”的解析，认为“这些人活下来的动机中有一种讲自己生命故事的使命意识，他们带着一种做证人的意识而活着，这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与此同时，创伤事件中的“见证”亦是最能帮助受害者找回自我意义与人之尊严的一种方式，一味地缄默就无法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好似《南京照相馆》中，一直假冒学徒阿泰的邮递员阿昌直到决定与照相馆的其他幸存者共同将保存日军罪证的底片携带出城的那一刻，才堂堂正正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姓苏，叫苏柳昌，是南京邮局一区二组的邮差，编号1213”。

遗忘历史是将遇难者再次杀死

“见证”的价值，不仅在于规避灾难再次发生在幸存者身上的可能，更在于构建普世性的苦难防御机制，防止创伤历史重演。如果不对过去加以反思，就难以具备看清未来的能力。对于遇难者而言，“忘却”是一种亵渎，是灾难的二次发生，“遗忘”则是他们的再度死亡，遗忘历史是将他们再次杀死。

幸存者及其后代肩负着保存“记忆”的义务，以此不再重蹈战争的悲剧。而见证者的使命指向那些已无法诉说真相的“真正的证人”：代替遇难者，将与亡者一同承受的极端苦难如实见证，让历史的真相不被时间掩埋。因此，幸存者的沉默即是遇难者的沉默，打破沉默见证历史则是他们与南京共同再生的过程。正如奥斯维辛幸存者、见证作家普里莫·莱维在《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中阐述的“必须为历史作证”的理由：“忘却是不容许的，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会站出来说话？”（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