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整体呈现出从政策试点向制度协同推进、从贸易结算向金融资产配置拓展、从境内改革向国际规则塑造延伸等特征。

近期，央行多家分支机构密集召开2025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在总结上半年工作成果的同时，也将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与应用拓展列为下半年的重点方向。此外，在多地政府出台的金融领域实施方案中，数字人民币的创新与部署同样成为重点之一。

6月18日，在2025年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八项重磅金融开放举措，其中有一项举措是将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运营与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服务数字金融创新。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从2014年至今，数字人民币经过了理论研究、封闭试点测试、开放试点等一系列阶段，目前还在继续向国内更多城市推广之中，同时也在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包括跨境支付。

2024年6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简称“货币桥”）项目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MVP，即通过构建包含核心功能的最简产品原型，快速验证市场需求并指导迭代优化）阶段，就是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一种应用。

而从更宏大的意义上讲，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体系中的应用也与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相关联。近些年，中国在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持续发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推动金融开放的重要领域。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货币桥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作用？两者之间又是否有关联？数字人民币又是如何在跨境支付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01 “技术平台”与“制度平台”的协同

货币桥源自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对于改善跨境支付的倡议，该项目由泰国银行（泰国央行）、阿联酋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建设。货币桥是一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试验平台，在测试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实时结算能力、实现去中介化的跨境支付并提高交易效率、降低跨境转账成本和清算时间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传统的跨境支付体系高度依赖SWIFT系统（即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易受地缘政治影响，使得跨境支付体系风险上升，同时传统银行电汇常常需要经过中间行，存在着结算时间长、费用较高等痛点。据公开报道，通过货币桥项目，跨境支付可实现点对点实时交易，结算时间从传统模式的3～5天缩短至最快7秒。2024年6月，货币桥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标志着该平台的技术能力已经可以支持实际业务测试，为未来规模化商用打下基础，职能侧重于多边协作和技术互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接受《商学院》杂志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整体呈现出从政策试点向制度协同推进、从贸易结算向金融资产配置拓展、从境内改革向国际规则塑造延伸等特征，我国持续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至2024年末），以及与阿联酋、泰国合作参与货币桥项目，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探索应用，深度参与G20、BIS、IMF等框架下的数字货币、绿色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等议题合作，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今年我国提出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刘锦涛看来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支点，是中国主动参与并塑造国际数字货币治理规则、打造人民币生态圈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在金融科技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塑造标准的关键一环。

“数字人民币具有可编程性、可追溯性、离线支付、安全高效等特点，可以有效绕开部分中介系统，增强人民币在跨境场景中的竞争力。因此，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将成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离岸市场流通、海外应用生态建设中的统筹平台，充分对接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甚至拉美、非洲的潜在合作需求，加快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本币支付’体系新框架。可以说，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聚焦的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形态在国际市场中的推广、结算和服务，其职能侧重于人民币本币化应用和服务实体经济与金融生态等方面。”刘锦涛说。

在当前美元仍掌握着全球支付体系主导权，且其在数字金融领域亦加紧布局的背景下，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为强化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建立了新路径，因此确实可以称之为重磅的金融开放举措。刘锦涛认为，此举一方面助力我国持续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可推动全球数字金融治理结构朝多极化方向演进，契合中国推进“金融安全”与“金融强国”战略等多重目标。

虽然货币桥和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由不同的机制来推动，但是二者互为支撑，功能互补，都服务于一个大的目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支付体系的重塑。刘锦涛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货币桥就像是跨境支付中的国际高速公路，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设置人民币的服务站、换汇点、政策指示牌等，两者类似于技术平台和制度平台的协同关系。货币桥解决的是能不能通的问题，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解决的是愿不愿意用、用得是否方便的问题。

02 数字人民币如何赋能跨境支付？

自货币桥项目进入最小可行化产品阶段后，国内的众多银行宣布了一笔又一笔货币桥业务的落地，其中，中国银行是参与最早也相当活跃的一员。中国银行是最早参与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的商业银行之一，一直积极探索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新渠道，试图布局数字货币时代的国际支付网络。2017年，中国银行成为首批数字人民币研发机构。2019年，中国银行成为首批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2022年，中国银行参与了货币桥项目一期试点，是当时中国内地的5家参与银行和全球20家参与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接受《商学院》杂志采访时介绍道：“我行从2021年起开始参与货币桥项目，目前总行及所有境内分行、中银香港、阿布扎比分行、泰国子行可办理货币桥相关业务。从2024年以来，我行货币桥业务累计交易金额已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此外，我行取得两项特殊成就：一是2023年10月，我行与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签署《数字货币合作备忘录》，在包括货币桥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在该备忘录框架下，我行和阿布扎比第一银行于2024年启动常规交易。二是在2024年阿联酋央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我行与阿联酋央行通过货币桥平台完成首笔‘数字迪拉姆’跨境支付交易，总金额5000万迪拉姆，该交易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声明》。”

为什么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可以发挥优于传统支付方式的力量？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解释道，传统的跨境汇款依赖于SWIFT系统和代理行网络，其交易信息通过SWIFT传输，实际资金转移通过银行间互开账户、彼此记账实现。在此模式下，存在两大挑战：第一，时间长，一笔汇款从付款行发出，到收款行可能需要经过多个中间行，且通常需要在收款行完成头寸匹配才可解付，导致汇款入账时间不可控；第二，费用不透明，不同银行的收费标准存在差异，查询查复等费用也不确定。这些问题在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交易时尤为明显。如采用货币桥、数字人民币开展跨境支付，则可以实现信息和资金头寸同时传输，不需依赖代理行网络即可实现跨境支付，从而大幅缩短跨境支付时间。

刘锦涛也提到，数字人民币相比传统银行电汇来说具有成本和效率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具有结构性基础。首先，在本币计价和数字直付模式下，数字人民币可实现支付即结算，可以直接清算、跳过中介，节约相应的交易费用，规避了外汇损耗，降低商户的综合成本，尤其是在大额B2B场景中节省非常显著；其次，基于区块链或类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通过数字人民币交易能实现准实时到账，交易效率大幅提升，打通信息流与资金流；再次，在数字技术优势支持下，数字人民币可编程性强，支持智能合约功能，定制化支付条件与履约机制，如交货即付款、预付款锁定等，增强交易信任机制，适用于能源、制造、跨境电商等场景；四是合规透明，提升了监管信任与报税便利。

在应用场景方面，刘锦涛认为，数字人民币在国家间贸易结算、B2B交易、数字自由贸易区、其他银行业务等合规主导型场景中使用地会更为频繁。“对企业而言，数字人民币不是简单的‘支付工具替代’，而是可以为跨境贸易构建‘更快、更省、更安全’的一体化支付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复杂、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数字人民币提供了一种本币主权可控、技术低依赖、高安全透明的支付方式和途径。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来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往来密切的商户，数字人民币有待成为提升交易效率、降低外部依赖、增强财务安全的新选择。”

03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堵点有待解决

刘锦涛认为，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为跨境数字货币运营的具体路径提供了指引，它的设立意味着国家层面对数字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组织载体，有助于协调各试点分行与境外机构合作，并进一步推动标准统一与账户体系衔接工作。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大量的离岸贸易、跨国企业总部和自贸区政策资源，有条件推动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案例和生态。通过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可承接更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金融合作。

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设立对于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的规模拓展具有重要的支撑性、制度性和示范性作用。但也可以看到，当前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的拓展上仍处于探索性阶段，存在一些制度性、技术性和生态性的堵点，需要通过政策和机制设计进一步突破。

刘锦涛指出，当前还存在的堵点主要集中在收益和风险两个层面，一是需要更多的金融激励政策，使得人民币国际结算便利性优势形成闭环；二是在近年来地缘政治格局紧张的背景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场景还面临一定的区域政治风险。因此，需要加强政策激励与企业引导，对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信贷便利、信用评级加分等政策支持，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发符合国际商户习惯的数字人民币解决方案和风险管理方案。

未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运营效果主要取决于数字人民币的制度设计能否打通跨境流通障碍、技术能力是否具备全球可对接性，以及其市场参与度和使用活跃度。对此，刘锦涛建议在制度设计层面制定跨境数字人民币合规规则，设立专属账户体系等；在技术支撑层面推动标准输出、平台互通、技术兼容测试区建设；而在市场参与层面，鼓励采取试点激励机制并打造行业样板，广泛扩大企业的使用场景等。

(本文转自9月6日《商学院》杂志8月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平台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