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5日清晨，丁香花园二楼窗内微光闪动】“傅涯，你早点去吧，下午我还得补两笔。”带着这句嘱托，傅涯提着公文包出了门，上海的细雨把青石路面打得湿滑。谁也没料到，短短二十四小时后，一场无法逆转的急症正悄悄逼近。

上海并非第一次与陈赓结缘。二十年代，他在这里与周恩来筹建特科；三十年代，他把第一任妻子王根英的手放进自己掌心；四十年代，他又从这座城市踏上太行山。正因为熟门熟路，组织上才同意他到此地静养，希望温润气候能缓解心脏旧患。

可静养对这位“马背上长大的将军”实在是奢侈。1957年底，他第一次心梗时就嚷着“快让我出院”，三个月后真出了院，还要求值班医生给自己“开绿灯”，每天溜到国防科工委。那股子急性子，连彭德怀都投降，只得上报中央，请主席“管一管”。

1959年北国寒风凛冽，陈赓心脏骤停一分钟，吓坏了正在身边的参谋。救回来后，军委正式命令他脱离一线。纸面上，他只剩“顾问”职务；实际里，他仍暗自插手数个尖端项目，先后跑过唐山、洛阳、包头。正是这股不服输的劲，把医生劝阻统统按在一边。

1961年初，全国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上海市委几次致电北京，保证饮食、住房全包，才把这位倔强的将军“请”了下来。丁香花园环境幽静，紫藤绕廊，可雨水阴重，湿气入骨。保健医生规定：探视每日限两批，每批十五分钟。规定写得很好，执行却几乎无效——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像走马灯一样上门，门口警卫被挤得直皱眉。

2月下旬，宋庆龄、龚澎先后邀约，陈赓不好推辞，只好半躺半坐应酬。到了夜里，他便揉着左胸，对秘书摆手：“别嚷嚷，疼一会就好了。”秘书记得很清楚，他揉得最狠的那件衬衣，胸口磨出一个掌大的洞。

真正的导火索，是那份从警备区送来的“战争回忆录通知”。副司令员是陈赓的旧部，怕老首长“信息不畅”，特意加盖“急件”字样。文件送到时，陈赓的眼睛瞬间亮了——写作、总结、留给全军参考，这正击中了他的兴奋点。医生原本允许他口述，由秘书执笔；可他嫌秘书“用词太死板”，硬是亲自动手。

于是，从3月7日起，丁香花园的灯几乎彻夜不熄。墙上一幅两米长的作战地图被他反复圈点，墨迹密密麻麻。第一稿出炉仅用三天，自评“不够味”，又拉来更大的草稿纸重写。秘书劝一句，他抬手示意别说话：“打仗就是拼命，写东西也得像打仗。”

高强度用脑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3月13日午后，他起身拿参考资料，突感胸闷，冷汗瞬间渗透背心。坐在沙发上喘了两分钟，症状减轻，他没吭声，只把上衣换掉继续写。那一幕，连站在门口的警卫都没察觉。

3月15日凌晨两点，第二稿完成，陈赓额头青筋暴起，仍兴奋得拍桌子：“这回差不多！”当日清晨，他催傅涯出门，嘴里一句“记得带伞”。妻子看他脸色发白，心里犯嘀咕，却还是顺从离开。谁知这一走，竟成永诀。

下午三点半，陈赓胸痛再次袭来，力度远超之前。他扶着桌角，坚持把《序言》几个字落笔完，再次瘫坐，却依旧没叫人。晚八点，秘书送来晚餐，见他面色蜡黄，劝他服药休息。他摆摆手：“吃点粥就行，明天我五十八岁，再改一遍！”秘书转身时悄悄叹气，真没想到这是最后一句交谈。

凌晨两点五十，剧痛把陈赓从梦中撕醒。傅涯急忙塞进硝酸甘油，药片还在舌下，他便失去意识。医生、氧气袋、强心针全部到位，但心电图很快一条直线。3月16日清晨七点二十分，抢救宣告终止，58岁的生命划上句号。与他自定的“生日小面”只差数小时。

噩耗传京，当日午后，聂荣臻把茶杯摔在地上，瓷片飞溅；刘伯承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386旅的旗子，又少了一杆。”广州开会的周恩来听电报时双手颤抖，片刻无语，随后要求推迟所有议程，搭乘最近一班航班回京参加悼礼。

陈赓骨灰抵达西郊机场那天，陈毅眼圈通红。徐向前挤在人群最后，迟迟没有抬头，嘴里反复念叨：“太行的冰水他都能跳下去，怎么就倒在暖洋洋的上海……”军乐低沉，白菊无言，送别队伍绵延数里。

外界一直好奇：一个常年坚持“冬天跳河、盛夏洗冷水”的钢铁将军，为何说走就走？医学专家事后给出结论：多次心梗后，任何一次过度劳累都可能引发致命性心律失常；换句话说，那份“好心”送来的急件，是最后一根稻草。

副司令员事后痛哭自责，自请处分。中央并未追究，文件原意无错；真正的问题，在于陈赓对身体隐患的轻视，以及无人敢对他“硬性止损”。这种“凡事不服输”的性格，铸就了他的赫赫战功，也吞噬了他的晚年岁月。

1961年春天的丁香花园，丁香花照常开放，花香依旧却人已不在。一代将星，就此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