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几乎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鲜为人知的是，杜甫草堂在茅屋、工部祠、大雅堂等各大景点外，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镇馆之宝”——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在草堂公共展览区，它的复刻本并不太引人注目，然而诗集原作却是国家一级古籍，海内外孤本，号称“寸纸寸金”。

杜甫的两个别称

讲到杜甫的这部诗集，我们先来说说杜甫的两个别称——“杜工部”和“草堂先生”。唐代文人士大夫常以任职机构或官职代称，比如李白称“李翰林”、王维称“王右丞”，均遵循此命名逻辑。然而事实上，杜甫虽然被称为“杜工部”，但他并没有在朝廷的工部上过一天班。

杜甫出身名门望族，先祖杜预是西晋灭吴的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才华出众的杜甫本来也想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然而，他成年后却赶上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从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到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不安。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本想追随在灵武继位的唐肃宗，但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押回了长安。杜甫逃出长安后见到了唐肃宗，后来却因为营救宰相房琯而触怒了唐肃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贬官流浪生活。

公元760年春天，杜甫辗转来到了四川成都。次年，杜甫的旧友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整个蜀地几乎都在严武管辖之下。764年，严武向朝廷推荐杜甫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检校官制度起源于北周，唐代前期作为试任或代理官职的过渡性称谓，唐玄宗后逐渐演变为授予官员的荣誉性虚衔，一般是在不赋予实权的前提下用来提高官员的地位和待遇。因此，杜甫实际上还是在严武的幕府中担任参谋职务。检校工部员外郎是杜甫此生当过的品级最高的官职，因此后世文人称杜甫为“杜工部”。

至于“草堂先生”，也和杜甫的这段经历有关。冯至先生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草堂。”

杜甫一家刚抵达成都时，寓居于城外浣花溪旁一座古寺里。当时的成都富庶繁华，诗人虽感到羁旅他乡的哀伤，却作出了就此安顿下来的打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蜀中主人为他提供了浣花溪边一块幽静的林塘之地，他开始筑草堂营建安居之所。

草堂在760年春天建成，杜甫欣然写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这座竹篱茅舍虽简朴，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在此写就的240余首诗，占其现存作品的六分之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等传世名篇皆诞生于此，字字浸透着对家国苍生的深情与对自然万物的灵悟。

材质刻印孤本使其成为无价之宝

杜甫传世诗作共计1400多首，到了宋代，在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人的推崇之下，杜甫声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杜诗开始大量刻版印刷，“杜粉”们编纂的各种集本达上万册。这其中，尤以宋代刊刻的版本最为“金贵”。这本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原二十卷，现仅残存六卷，共八十七页，但每一页都是无价之宝。

“淳熙”（1174年—1189年），是南宋孝宗赵昚（shèn）的最后一个年号。书中“匡”字缺笔，当属避赵匡胤之讳，而“慎”字也缺笔，应为避“昚”音讳。根据这种避讳特征，可以推断它是南宋淳熙年间的刊本。

这本诗集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材质和刻印。文博界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纸寿一千，绢寿八百”。虽说许多传世的纸本书画已超过千年，如西晋陆机的书法作品《平复帖》距今已超过1700年，而许多宋代绢本绘画，如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距今已近千年，虽略有损旧，但仍保存完好。但这些个例毕竟是极少数，这部纸质诗集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已是难能可贵。

雕版印刷兴盛于宋，宋刻本刊印质量上乘，版式疏朗雅洁，数量稀少，使得“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在明清时期就广为流传。目前全世界存世的宋代杜集刻本不足20部，这部诗集“字体丰润清朗、刻工细腻圆熟、墨色淡雅含香、纸质均匀绵薄”，体现了宋版书刻印精工、纸墨俱佳的特点。从纸质和字体看，推测它可能是建阳刊本。宋时，建阳系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刻书作坊集中于麻沙、崇化（今书坊村）两地，刊印之书称“麻沙版”“书坊版”，统称“建本”。

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珍贵之处，并不仅局限于此，其文献与校勘价值也非常独特。这本“存书无卷首，无序目可查，不知何人所辑。书体甚奇，虽有编年，不以年次”的古籍，并不见于海内外公私目录著录，是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独特的编排体例不见于其他杜集，为研究杜甫诗歌在宋代的传播、接受以及版本流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一位重要的护宝人

这本诗集历经800多年还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它所藏匿的地点，是明清时期的皇宫内库。内库是明清皇宫内用来存放一些珍贵档案的地方，既是档案室，又是图书馆。而这本杜甫的诗集，就很幸运地被收藏其中。1898年，由于光绪皇帝下令修缮内库，但正巧赶上庚子国难，使得修缮工程被迫停止，在此期间，大量的文献资料丢失，几百万件的珍贵史料被迫转移。但在转移过程中，这些珍贵的资料却再度丢失，一些孤本文献更是流落到了民间，自此下落不明。而这本独此一部的诗集，就是那个时候从故宫流落出来的，后被湖南著名收藏家叶德辉和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收藏。

1955年，成都杜甫纪念馆（现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立。为丰富馆藏，纪念馆开始选派专人到北京等地广泛搜集有关杜甫的文物资料。当曾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等职的李一氓听说此事以后，欣然表示愿意帮助草堂搜集文物资料。李一氓，四川彭县（今成都彭州）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诗人、书法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在成都求学的青少年时代，杜甫草堂是每学期都要踏访的去处。

1964年，李一氓在北京中国书店翻阅书籍，偶然发现了这部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字体丰润清朗、墨色淡雅含香、纸质均匀绵薄，当即掏400元买下。而他淘到宝贝的消息也在圈内不胫而走。为免节外生枝，李一氓特地邀请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何香凝、郭沫若等学者名流赏阅古籍，并题词为记。重装后，有陈毅题“南宋草堂杜集残本”八字并落款钤章置于封面。1965年8月，这部珍贵古籍终于到了成都。

这部装满时间印迹的诗集，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沉浮，也让我们得以品味历史的春秋，每一页都承载着杜甫的诗情与历史的厚重。

文/本报记者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