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在资本市场方面缺乏研究，但一向很关心这个问题。看到会议通知之后，我就报了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带有"宏大叙事"特点的认识框架问题，即我国资本市场中股市的发展，怎样争取使其进入一个健康的"慢牛"状态。

抓紧时间简要汇报一下探讨性的认识框架。股市在重回3000点以后，现在应该讲大家还在关注其前途如何。所谓健康慢牛，我自己感受到这在市场上、社会中，是大众的期盼，也符合宏观调控当局认为走到更健康、更规范状态，应该使这个所谓国民经济发展对应的晴雨表在表现上的一个比较合意状态。

实话实说，我们对过去作总体判断，是我国股市迟迟没有进入这个健康慢牛状态。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最乐观的说法是多少年内就到1万点了，但后来实际上跟这个期盼差距太大了。定义一路走上去的慢牛，不是说整个周期都处于牛市状态，依我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必有震荡波动的，从一般定义上说的熊市、牛市的表征，是交错出现的，但是它能够避免从长期趋势来看动不动就是跌入牛短熊长那种不良状态的局面。我们在这方面迟迟没有达到满意状态。就一般的评论来说，有牛市的特征的时候，主要还是政策市、消息市、板块轮动投机市；而一旦熊市来了以后，则很容易漫漫熊途，拖很长的时间。这个方面，讲具体的问题当然相当复杂。

但现在有这样的转变契机了:就是去年9·24货币政策放大招，9·26政治局会议前承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部署，后接中央说的超常规政策调控，财政加入采取特定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刺激这样的新局面。对这个契机应该把它抓好。我理解所谓健康慢牛，就是它能够在牛熊交替的过程中间，避免那种特别剧烈的震荡，而且相对而言跳出原来的牛短熊长，能够依靠上市企业和它们带动的企业集群在活力释放中间，形成一个经济基本面支撑情况下，使广大的股民觉得有盼头的局面:逐渐走出的趋势是波动中有一种稳定上升态势，这就是所谓健康慢牛。当然，对这个还不可能作很精确的前瞻性的描述。

但是这样一个大体往上走的状态，是值得去研讨，去争取实现的。我前面所作的定义，实际上讲的就是这种趋势状态，我认为是要依靠上市企业和他们带动的企业集群在活力释放中间形成经济基本面支撑。在比较早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股市上很多评论者是特别认同基本面支撑这个概念的。我们现在如果讲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制约方面，支撑力当然跟碰到的问题有关--制约方面就是讲的不利于它具备特别强劲支撑力的因素。在这样的制约因素方面，得承认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以后，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争取"以进促稳"，改变宏观经济形成的一路下行态势，在2023年以后，我们要争取在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上，形成早就说的"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

所谓中高速增长，我自己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其底线就是5%，5%到8%大体是中高速的区间，而如果在5%以下，那就是中低速了，然后还有可能再往下滑向低速了。按照十四五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领导人所说的很有希望在2035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年头）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要再翻一翻，这指的是15年间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学者马上就可测算出来:人口已经见顶了，鼓励生育有高、中、低方案，可以假设这种低和高之间的区间，随个人设计的宽松度不一样，大体上是要使年均增速往上摸到4.9%；往下有说4.7%的，有说4.5%的（假设条件不太一样），概括地讲15年间要达到年均增速接近5％。而且还得有思想准备，这15年间前半段的速度重心会高于后半段，因为这是普遍规律，基数越高，它的速度重心越可能往下调。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要有一个"保证速度"概念的，因为中央的大政方针、"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一定需要有具备时间表特征的这样一个指导全局的战略部署。这个新的两步走，总量折为人均GDP要再翻一番，其战略意义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层面，还要在统筹全局以后综合考虑的中国经济潜力的释放，对接政治意义。

应认为中央是基于学界讨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等，综合考虑下来，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引导。然而现在我接触到的国外的、国内的预测，都认为达不到5%，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争取。经过努力，在2023年5%出点儿头，去年5%，今年继续提5%左右的话，我认为至少现在来看，绝对不能在这方面动摇争取年度达到5%左右速度目标的信心。这个保证速度和经济基本面的联系，就不不言而喻了。所谓L型转换，就是下行过程，要转为有一个拐点以后，虽增速多少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来说是平台状态，这个平台如果在5%左右这个状态下走，走的时间越长越好。我甚至认为，如果处理得好，我们这15年前半段算总账下来比5%再高一点儿，都是有可能争取实现的。

孔总刚才说到希望我整理上报的材料，就是想摆一摆自己觉得政府有效投资这方面的潜能以及有效性应如何掌握？我讲了七个层次，所对应的项目场景我也勾画了一下，这都是我们的潜力。这个潜力跟企业应该做的有效投资又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政府有效投资在这时候发力发得好，那么企业可能就跟上来了。

对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支撑力，我觉得在我们充分重视的时候，是不是得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评价，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争取5%左右水平形成L型转换，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国际上的一些不确定性，我们现在高度重视。国内相对而言自循环为主体的确定性更明显一点，主动权的因素我们要抓得更牢一些，然而从相关的企业状态来看，我现在接触到的信息中有亮点、有分化，也有比较多的困难反映。

实际生活中间媒体有的时候可以点到一些问题，但是解决得并不痛快。比如人民日报已经说到的远洋捕捞，要"斩断远洋捕捞的黑手"，但是大家都广泛议论的那个最典型的案例，没有任何交代是怎么解决的。据说雷军原来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助理，后来自己出去创业，被某地远洋捕捞搞去了，半年整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人民日报和中央后来有文件，专门讲这种情况要坚决地扭转，但舆论界没有任何具体信息的透露:对大家都关注这个事到底是怎么追责，怎么解决的？某地那时候可是开了庆功会的，我们在网上都看到照片的。

还有最近这些天又有弄得人心惶惶的，说禁止怎样的吃喝（人民日报已正名，是禁止违规的吃喝）。不能吃喝导致亲友联系都战战兢兢，另一方面还在喊提振消费？如何才能消除这些扰动呢？

在这些现象背后，是不是框架上要有一种清楚的认识:把经济的这个基本面支撑，落在支持我们股市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敏感而又特别有表征意义的这样一个部分，能走向健康的慢牛的话，需要有政策快变量和改革慢变量的接力与合力，充分地改善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快变量表现为在政策方面发力，慢变量则是必须注重的、中央说好五年为期要完成的300多项改革任务必须落实。这两方面要形成一种接力和合力，接力和合力的后面再加上具体于资本市场这方面怎么样于股市作为最代表性的资本市场表征这个层面上，把它的建设和监管来做优化？这三个层面的结合，对应到这个争取健康慢牛认识框架上，我自己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还比较欠缺，但是我觉得从宏观的视角上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说有了前面的三中全会、后面的政治局会议指导，有了现在政策上面非常明确的双松这种超常规的扩张性政策搭配，那么政策的快变量现在释放出来一些正面效应以后，我觉得还有潜力，这个潜力就是我认为应该更坚决地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这方面，以政府有效投资带动出来提升景气，促使企业预期向好以后，使企业的有效投资再明显地跟进。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就不展开说。另外在慢变量这方面，我愿意也说得比较直率，我觉得跟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这次有一个困惑:十八届三中全会老60条重要部署出来以后，首先是政治局审批通过财政的配套改革方案，然后是司法的配套改革方案，再后还有另外几个重要部门、重要领域的配套方案，都是这样在中央审批之后形成可操作的、加上细则的这样一种具体的实施方案。那么现在呢，二十届三中全会五年为期300多项改革任务，到底怎么样落实，还没有听到一个部门、一个区域在这方面报有特定的操作性的方案部署。三中全会毕竟说了那么多具体要做的事儿，现在一件都没有回应。比如说地方要脱困，有消费税、有地方附加税，说实在还并不是特别大的动作，但至少中央说明了要做的事儿，现在一年了，动静还没有，没有听到以系统集成式思路来落实三中全会决策的安排。为期五年的改革已经过去了一年，这个慢变量的接力和它在快变量政策后面的结合，我认为其评价上面恐怕得分就不高。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中央说清楚的300多项改革任务的落实，作为一个解放生产力源头上的事情，如果进而解放生产力使企业充分地活起来，使经济基本面能够形成支撑力，那么对接股市，现在就成为回到3000点以后去接近健康慢牛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抓住不放的要领。当然，在具体的股市和资本市场方面怎么样规范成熟、怎么样公正、怎么严明法纪？这方面又有大量可讨论的事情，还有很多机制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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