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举行第二场大会“泛安全化与全球安全困境”,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发言。 世界和平论坛秘书处供图
本报记者 白波 童沛
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即将举行的新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备受瞩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正在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欧方领导人表示,虽然存在差异,但愿同中方相互尊重、超越分歧,推动新一次领导人会晤圆满成功。
2日至4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表示,在“特朗普2.0”时代,欧洲和中国迎来了“机遇之窗”,双方必须把握机会调整政策,客观地看待彼此,稳步推进务实合作。
“特朗普2.0”从一开始就以空前的不确定性剧烈搅动世界。“特朗普2.0”如何能成为世界的“机会”?中国和世界又该如何把握机遇?
论坛期间,本报记者与各国学者和政要进行对话,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欧美关系已无法回到过去
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主办,是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今年参会的约400名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和中外学者中,包括来自25个国家的49位高级别外国嘉宾。
近年来,国际格局加速演进,特朗普再次上台使这一进程进一步“加速”。世界知名民调公司益普索近期公布的对100个国家超过11万受访者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超越了美国,特别是在欧洲、中东等美国盟友较多的区域,美国在当地居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欧美关系从“特朗普2.0”一开始就蒙上阴影。今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猛烈抨击欧洲内部问题,令在场欧洲精英目瞪口呆。其后,美国更对欧盟挥舞“关税大棒”。90天“缓冲期”将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度表示,欧盟希望谈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失败,将坚决采取反制保护欧洲经济,并考虑所有应对手段。
本届论坛上,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直言,当前欧洲在大国关系中正处在“最为不利和被动”的困境。很多欧洲人对欧美关系还抱有幻想,但欧美关系已经无法回到过去。欧洲需要反思,重新进行定位,找到符合自身利益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战略。
中国和欧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24年中欧贸易额达7858亿美元,同比仍在增长。
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迈克尔·祖恩对本报记者说,特朗普难以预测,但他不会无所作为地退缩,还会继续征收关税。以德国来说,国际形势显然为德中合作创造了机遇之窗。
“欧洲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美国的战略自主还不明朗。欧洲各国和欧盟正承受着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美国希望欧洲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追随自己,但欧洲需要与北京保持经济关系,不会非常积极地追随美国对华施压的步伐。”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科尔图诺夫说。
“印度希望上合峰会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论坛发言的60位外国嘉宾中,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超过了半数,多于发达国家嘉宾的数量。
作为在亚太地区享有声望、长期关注中国的一位前政要,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和平论坛。在他看来,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将美国视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调解人,令欧洲领导人感到不安。由于许多美国盟友对特朗普的专横行径感到不满,中国应该通过灵活适度的方式,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刚刚完成了任内首次访华,出席了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黄循财表示,他坚信中国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新加坡为何始终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杨荣文说,与西方国家不同,新加坡客观看待中国,坚信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有助于新加坡理解中国的现实。
中国是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于秋天在天津主办上合峰会。在“上合大家庭”中,印度的作用备受瞩目。
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两国领导人去年在俄罗斯喀山的金砖峰会上就上合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印方表示支持中国主办上合峰会。罗国栋表示,印度当然会和中国合作,本着这样的精神和理念,印度也希望上合峰会能够取得良好成果。
每年的世界和平论坛,有关东亚地区的小组讨论场次都会吸引众多听众。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东亚经济合作:机遇与挑战”小组讨论,第一次出现了越南学者的身影。范兰蓉是越南外交学院理事会常任副主席,对越美达成的关税协议,她坦言:“我也不知道这个协议好不好。但我个人觉得美国不可能期待从日本、中国或者韩国那得到同样的协定。”
对同场韩国学者称“越南政府和人民存在反华情绪”的评论,范兰蓉当场进行了纠正。她表示,越中两国执政党和政府有着良好关系,领导人往来密切。她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东盟和多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成员,越南可以为地区作出更大贡献,例如为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发声。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已多次表达了访华和与中方进行会晤的意愿。格外引人注目的是,6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还询问了中方是否计划邀请特朗普出席阅兵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更关注经济议题,较少关注地缘政治,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是否有更多改善的空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说,拜登的对华政策更意识形态化,更多强调所谓价值观一类的东西,而特朗普的外交不太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一味强调价值观,意味着在很多问题上“非黑即白”,导致矛盾不可调和,双边关系遇阻。如果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来务实地处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有妥协的余地和空间。贾庆国认为,特朗普与拜登的区别,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长达8年的崔天凯总会成为国际论坛上最受关注的嘉宾之一。本届论坛,崔天凯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希望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的合作和友好关系,包括美国在内,也包括欧洲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美国产生什么样的领导人不取决于中国。实际上,所有的机遇都寄托于中国自身,取决于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不管别的国家选出来什么样的领导人,我们都可以跟他打交道,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你要对话合作,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你要搞遏制打压,我们会坚决反制。中国在国际场合一直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世界是一家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是要排斥谁、打倒谁。”崔天凯说。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国家地区间要突破信息壁垒
3日下午,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举行“东亚经济合作:机遇与挑战”小组讨论。中国前驻日、驻韩大使程永华在讨论会上就加强国家(地区)交流分享了看法。
程永华提到,他任驻日大使时,曾在演讲中给日本的政策取向提了一个忠告:日本和美国有日美同盟协定,但日本政府不要忘了,日本和中国有《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也是有国家义务的,不能把两组关系对立起来。
程永华说,中国从不要求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地区国家也不应把本国与中、美的关系对立起来,而应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去对外交往。同样,地区国家之间加强合作,也不排斥已有的合作机制。
如何改善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程永华认为,关键还是要加强交流。“前几天,我在开会时和韩国朋友讲,现在很多韩国年轻人一到周五晚上就坐飞机到上海去了,有的还从上海飞到张家界,过完周末再回韩国。这类交流多了,国民间的相互理解自然就加深了。”程永华提到,中日交流方面,中国民众赴日旅游人数在回升,但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不少误解,一些偏见还有待消除。
程永华用中国国内的交流举例。“前段时间,中国台湾的网红‘馆长’来到中国大陆,下飞机一看,厕所居然有门,坐上高铁发现座椅有靠背,这跟他在台湾听到的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就说明,信息壁垒加深了民众之间的误解。因此我呼吁,一是加强青年交流,一是加强媒体交流。” 本报记者 李治宏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
有些国家自己制造了“安全困境”
“泛安全化跟合理的安全关切完全是两回事,甚至是背道而驰的。”3日下午,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举行“泛安全化与全球安全困境”大会,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泛安全化和安全困境话题分享观点。
崔天凯指出,泛安全化实质上是把安全挑战的因和果颠倒了,把安全概念的内涵扭曲了,把安全问题的外延无限扩大了。
大会上,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提到,当下一些正常的经贸关系被当作了安全问题。崔天凯指出,不仅如此,正常的科技交流合作、教育人文交流,也被染上了“安全”的色彩。
“把安全问题无限扩大,这样做实际上冲淡了国际社会真正应该关注的安全问题的重点,把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安全关切边缘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谈到安全困境问题,崔天凯指出,正是在泛安全化的心态下,有些国家自己陷入了“安全困境”。换句话说,这困境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制造、自己跳进去的。“如果他们还是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坚持损害他人利益、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损害别人安全、谋取自己绝对安全的心态,他们只会在困境里越陷越深,路越走越窄。”
崔天凯认为,出路在于各国遵循新的安全观,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各国应通过对话合作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不排斥任何国家,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本报记者 李治宏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日本必须对侵略历史持续怀有歉意
3日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必须对侵略历史持续保持歉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而,日本国内在对侵略历史的认识方面还存在着显著分歧,历史问题也长期成为影响亚洲邻国和日本关系的重要因素。
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第93代首相。卸任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日中民间交流,呼吁构建“东亚共同体”。2013年1月和2018年9月,他两次在南京参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鸠山曾表示,由于“对日本过去的残虐行为进行谢罪”,他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判。
鸠山表示,他支持“永久责任”的观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能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些赔偿,就说“这样就请原谅我们吧”。在他看来,在遭受了侵略的中国,以及曾被殖民统治的韩国等国家的人民,向日本传递出“已经明白了,不需要再道歉了”这样的信息之前,日本必须持续怀有道歉的心情。本报记者 白波 实习生 黄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