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年）的春天，张之洞以探花身份踏进仕途，从此走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官场路。他的政声、功过与挣扎，不仅映照出个人的荣辱浮沉，更折射出一个王朝的盛衰图景。可惜，到头来，他未能挽救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朝代。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初本排在二甲第一，可慈禧太后看重他的策论，亲手将他点为探花。他自此入翰林院任编修，迈入清廷核心。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年仅四十出头，他已从文臣转向地方大员。之后，他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张之洞与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三大名臣”，但比起李、左更多军功，他则偏重教育、工业与铁路等近代化事业。

慈禧太后多次提拔张之洞，一方面是看中其才干，也出于对“汉人治汉”的策略考虑。汉臣在地方掌实务，满臣则坐镇中枢，这种安排成了清末几十年维持平衡的办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十三岁的张之洞被召回京师，担任军机大臣。这一年，他已是白发苍苍，但仍精神矍铄。可惜，这正是清廷最动荡的时期。

1908年，慈禧与光绪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由摄政王载沣掌权。张之洞虽名列军机，却逐渐被排斥出决策核心。他的建议越来越少被采纳，中枢之路，反倒成了暮年政治理念与现实碰撞的场所。

张之洞最看不惯的是载沣任用亲贵的举动。度支部交给载泽、海军交给载洵、陆军交给载涛，几乎所有要害都落到宗室手里。

有一次，张之洞苦劝：“亲王贝勒本可授予清闲之职，财政、军事需用专才，不然惹人议论。”载沣却回道：“有兵在，不怕他们反对。”张之洞叹息说：“恐怕不是北京士绅之议，而是天下人心。”但摄政王执意不改。

在紫禁城阴冷的石阶上，张之洞曾轻声对友人说：“亡国之言，不愿再闻。”这不仅是担忧，也是一种疲惫。当改革派被边缘化，朝局已如病入膏肓，任何补救都显得无力。

张之洞晚年身体渐衰，常请病假不入朝。病榻之上，他仍关心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香山寺，他写下绝笔诗：“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诗中“君民乖离”，正点明王朝与百姓的隔阂。

终其一生，他忠于清廷，却清楚看到政权根基已动摇。绝笔背后，不仅是身体衰竭，更是精神世界的崩塌。

张之洞的忠诚来自知遇之恩。殿试改卷提拔、任用总督、屡次破格，皆是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清廷需要汉臣稳定地方，又担心汉臣坐大，始终在提拔与防范间徘徊。

对张之洞而言，忠君是儒家士大夫的本分。可这份忠心，也让他陷入尴尬：既明知大厦将倾，却不能抽身。他的身份，注定是晚清历史上“汉人助异族续命”的缩影。

在地方任上，张之洞推行了多项近代化举措。他在汉阳创办铁厂，引进机器炼钢；主持修筑京汉铁路，贯通南北；创设两湖书院、派遣留学生，引入新思想；还组建新军，提高军队战力。

这些举措本意是“中体西用”，既保存儒家纲常，也学习西方器物。但历史常有讽刺：后来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正是张之洞一手训练；革命宣传的学生，也有许多是他派出国的留学生。

1909年，张之洞病逝于北京，享年 72 岁。清廷给予“文襄”谥号，恤典隆重。

按惯例，“文襄”多赐给有军功的大臣，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才获此谥。张之洞虽无统兵之功，却在中法战争中统筹后勤，支援镇南关大捷。谥号既是对他洋务贡献的肯定，也隐含朝廷对汉族重臣最后的安抚。

高阳曾推测“文襄”或是张之洞生前自拟，虽无确证，但后人对此褒贬不一，也体现出他功过难评的复杂形象。

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恰是张之洞经营二十余年的地方。他建的汉阳兵工厂，产出的枪炮被新军用来反叛；他改革的湖北新军，成为推翻清朝的先驱。

晚清欲借汉臣之手续命，却未料到改革成果加速了灭亡。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个人努力终难扭转大势，却成了新秩序的催化剂。

当“君民乖离”成了定局，再好的补丁也救不了破船。他的陨落，也成了一个王朝在黄昏中的最后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