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驿站就是供传递军事文件的“快递小哥”中途休息、食宿，换马换人的中转站，一般是相隔二三十里地就设置一处驿站。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当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至少 300 里的速度传递。如果是特别紧急，速度还要增加，可以达到每天

400 里、500里、600 里，甚至是800 里。

从周朝起，周幽王曾经为了博取美人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那时候的就设置了烽火台，还有邮驿来传递军事情报。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传递文件的方式有多种，一种叫“传”：用车来传递;一种叫“驿”：用马来传递;最后一种叫“邮”：步行，这三种方式统称为“置”。而“置啬夫”就是一个驿站的管理者的称呼。

唐朝邮驿的设置是遍布全国，分为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三种，驿站设有驿舍：

唐朝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人员共20,000人，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管辖，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4人，各县由县令兼理驿事。

宋朝驿卒由兵卒担任，规模比唐朝要小很多。沈括的《梦溪笔谈》说：

“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镶金字，日行五百里”。

元朝强化了驿站制度，时称“站赤”。《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在各处要道上，每隔二三十里必有一处驿站，即使是荒凉的地方，也必有驿站。统计所有驿站的马匹大约有三十万匹，房子有一万多所，且都功能齐全，非常奢华。

明朝另外设立了递运所，京师设置会同馆及乌蛮驿，供予赴京公干或者朝贡人员居住。但是万历以后，驿站制度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弊端，官员们开始勒索驿站的马匹和东西，公为私用，乱象丛生。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陕西境内共设置驿站100处，崇祯八年(1635)则设驿站78处;递运所，按《弘治会典》载，弘治十年(1497)设72处，按《万历会典》载，万历十五年(1587)设35处。

明朝时的江苏省的盂城驿鼎盛时期，拥有厅房100多间，驿马65匹，驿船18条，马夫、水夫200多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比如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做饭的厨师等等。

而到了崇祯年间，李自成因丢失了驿站的工作，后加入了起义军，最后带领农民军攻破北京，成了明朝的掘墓人。可以说，明朝因李自成的“下岗”，裁剪驿员而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清朝设驿站计共1,785处，京师设皇华驿。

“八百里加急”有多快?

《大唐六典》：“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骑者已然离去!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在古代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不会用“六百里加急”或者“八百里加急”，因为那都是人和马的极限，甚至出现意外情况。但是，在唐朝有两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用了类似今天的特快专递的加急形式：

一次是安禄山造反，当时范阳离华清宫有三千里地，范阳的安禄山造反五六天后，华清宫的唐玄宗就知道了。按照消息传递的速度，就是“六百里加急”。

另一次，是杜牧的《过华清宫》描述的情况：“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了保证荔枝的新鲜程度，就用了“六百里加急”。此处的加急，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的表现，也是其昏庸的做法之一。

而在宋朝，宋高宗赵构急于求和，岳飞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十二道金牌，就是那种朱漆金字牌，他接到的是“五百里加急”文件。

此时，“八百里加急”是历朝历代的极限情况，一天飞驰八百里，已经是快到了不能再快了的速度。

那么，传递军事文件的“快递小哥”或者是驿长失职怎么办?

对驿站的驿长和驿丁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唐朝规定，驿长需保证马匹的质量和数量，管理好驿站里的人员。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

驿丁到了驿站如果不换马则杖八十;若耽误行期，晚到一天杖八十，严重者被处以二年的牢狱。如若中途丢失文件，严重者会被绞刑伺候。

所谓的“八百里加急”不是在边关告急，大规模的造反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使用。那样的话，驿站和驿站之间，人和马都一刻不停，甚至顾不得吃喝。完成任务后，往往会有人和马的损失。可以说“八百里加急”是拿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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