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深入研究从幼儿园入学一直到进入就业市场的教育筛选轨道中，底层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被固化的。

　　不少人即使送孩子读书，也支持“读书无用”

　　在乡间底层群体中，“读书是否有用”经常发生行为与观念上的“二元背离”。

　　笔者的调研结论证明：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相比，有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但是，他们似乎仅仅是“读书有用”的观念认同者，但却是“读书无用”的行动支持者。尽管在送孩子入学时都会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

　　一方面，家长任意肢解和侵占孩子的学习、休息时间，甚至在上课期间，有家长以孩子生病或转学的名义，领孩子到工地打工或到农田帮活;

　　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力的限制而并不能真正参与到对子女的教育中来，甚至有时候因为功利、实用、短视与金钱至上的观念，而与学校主流价值观和教育实践形成抵触与反叛。升学希望渺茫与教育回报率低的尴尬现实，使他们寻找到一套属于底层的教育理性——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来都是升不了学的，这就意味着吃不了“国家饭”，他们迟早都要到社会上“谋饭吃”。与其在学校里被老师教成温顺的小绵羊，变成按书本规矩办事的“书呆子”，还不如现在就告诉孩子真实世界的行事规则。

　　这是乡间底层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选择。在现实中，底层因为家庭、教育、社会等多项因素影响，在通向社会阶层上层流动的教育竞争轨道中过早地被抛弃。同时，因为这种教育的高淘汰和低预期，底层孩子更快地结束了在教育筛选轨道中的旅程，提前开始了底层内部的个体社会化预演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