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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和李自成等明末农民领袖，通常被明朝、清朝政府称作“流寇”，即他们几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四处流动，故被称作“流贼”或者“流寇”，当然这种称呼是一种蔑视的称呼，显示了居高临下的态度。那么张献忠的这种流动作战方法或者“流寇主义”有没有积极意义呢?

我们可以从张献忠的作战案例以及当时官方对其作战特点的评价可以看出这种流动作战的优点。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率军联合闯王高迎祥等人袭击凤阳时，便是长途奔袭，趁明军不备而攻击得手。当然，这也是得益于张献忠有着装备精良的骑兵部队，张献忠的骑兵部队每人配备两到三匹马，保证了马匹长途奔袭的能力。

那么明朝官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张献忠的这种流寇主义的呢?明朝户部主事张缙彦这样评价张献忠：“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

张缙彦认为“流贼”要得势必须得流动起来，一旦停止不动，就会被消灭了。他还引用了很多其他农民起义领袖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嘉胤、神一元等农民起义领袖就是因为“守而不去”导致失败，而其他的老回回、过天星等人在当时还算成功，所以张缙彦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流而不居”。

其实，从常理推断，张缙彦的这种说法也非常有道理，当时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相对于明朝来说还是处于下风，这种时候如果不采取流动作战，而是采取攻下一个城市就死守的策略，恐怕会被明军包围进而消灭。而如果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明军就会疲于奔命，这样牵制和消耗的官军数量就会十分庞大，明朝朝廷的军费开支也会直线上升，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

而且，流动作战还可以找到明军防守的薄弱点，利用特定区域的兵力优势，集中消灭明军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农民军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流动作战并非没有其负面的影响，如果农民军一直处在流动作战的状态，必然不能得到百姓们的真心支持。所以，在流动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后还是要注重根据地的建设。

李自成从1643年占领襄阳之后就开始注重根据地的建设，在占领的湖北、河南和陕西等地建立政权，设置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的百姓进行管理，也为军队的开销找到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是一举多得的措施。而正是李自成采取了注重河南、陕西等根据地的策略，才有了他之后的势如破竹，军队实力不断增加，政治影响力也直线上升。

所以，整体来看，张献忠的部队确实存在一定的“流寇主义”，在起义初期，流寇主义指导下的流动作战给部队带来不少好处，可以避敌锋芒，攻敌不备，但是当军队发展到一定的体量之后，这种流动作战就不能够完全支撑部队的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视根据地的发展，只有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军队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饷补充。流动作战和根据地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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