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战略指导下，持续增加军事投入，明治初年将国家收入的1/4用于“强兵”。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在清政府支付了50万两白银之后，日本方才撤兵。甚嚣尘上的“征韩论”虽然一时处于劣势，但是日本从未放松过对朝鲜半岛的关注与争夺。日本在明治维新海外雄飞急进的过程中，效仿西方模式构建东亚秩序的努力一直进行着。1876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同意承认朝鲜乃“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努力建构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日本成为亚洲的新的主导国家。

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通过各种条约夺取了清朝的大片领土，然而依然在觊觎朝鲜半岛势力的扩展，英国为防止俄国独占东亚朝鲜半岛的局面，1885年4月出兵占领了位于朝鲜半岛南端济州海峡的巨文岛。围绕朝鲜半岛引发的争端，随时可能扩展成一场区域性战争。然而此时中日之间《天津条约》的签订，暂缓了战争的爆发。

中日《天津条约》

在《天津条约》签订前的3月16日，日本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对日本影响甚大、甚远、甚深。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文中明确阐释“当今之谋，不可再有等待邻国文明共同兴亚之犹豫，不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支那朝鲜之方法……按西洋人对待之法处理。”按此逻辑摆脱“恶邻”的最好办法就是按“西洋人对待之做法处理”，意即战争是实现这一方式的最佳途径，遵循弱肉强食的西方准则对待日本东方的近邻——中国与朝鲜。

福泽谕吉

李鸿章利用签订《天津条约》之际，对朝鲜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措施，将朝鲜海关事务委任给美国人墨贤理(H·T·Merill)，并且任命在处理“甲申政变”一事上表现果断的袁世凯取代陈树棠为新驻朝通商委员，管理朝鲜事务。此时(1886年7月)，中俄正就边界问题举行勘界会议，李鸿章派丁汝昌同琅威理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自胶州回烟台装煤，即……赴朝鲜釜山，……由元山驶巡永兴，聊作声势”，31日船只驶向海参崴，迎接勘界大臣吴大澂回国，“各船即往游历”然“铁舰需上坞油修，矣由崴折赴日本之长崎，酌量进坞。”8月7日，丁汝昌带“定远”、“镇远”等4船因需补充燃料及修理驶往长崎，8月9日丁汝昌所率舰船到达日本长崎，不及一周便发生“长崎事件”。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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