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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随笔】

　　作者：曾伟明（江西理工大学期刊社与出版中心主任、编审）；谢婷婷（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当前，科技领域的无形“断供”风险陡增——一些国际知名数据库对中国科研用户实施访问限制。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我国大量宝贵科研成果的获取渠道高度依赖国外数据平台，这如同将科技信息安全的“生命线”交予他人之手，一旦遭遇极端封锁，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务之急是打造自主可控的学术出版平台。

　　学术出版平台受制于人，已经造成很多问题。首先，巨额资金外流，成果“两头在外”。受现行评价体系影响，大量国家资助产出的优质论文流向国外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4)》显示，2023年，中国作者SCI发文量为72.87万篇，约占全球1/3。但中国SCI期刊数量少，发表中国作者论文仅3.34万篇，占中国作者SCI发文量的比例不足5%。要想看到文章，就得斥巨资订阅国外数据库。这无疑形成了投入在国内、发表在国外、购买再回国的循环，耗费巨大。

　　其次，技术转化受阻，工程师“望文兴叹”。尽管中国科研投入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很多最新研究成果的载体——论文，却与国内工程师无缘：一是买不起，二是看不懂。国外数据库订阅费用昂贵，国内以高校及科研院所订阅为主，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负担。同时，语言障碍也让许多一线工程师难以直接利用这些发表在外刊上的最新成果，导致国内研发与前沿知识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再次，扭曲科研方向，国家需求受忽视。为了在国际期刊发表，部分研究可能更倾向于迎合西方学术热点。长此以往，不利于形成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良好科研生态。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被动应对绝非良策，必须主动出击。短期内，我国还很难出现能够与国际出版集团相抗衡的大型出版集团。因此，必须立足当下，积极稳妥分步走。当务之急，是团结国内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力量，形成强大的“采购联盟”，与国际学术出版巨头“谈价格”。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先例，例如德国科研机构形成一个联盟与国际出版寡头爱思唯尔谈判，要求在其费用仅是过去单个机构所支付的一半基础上获得数据库使用权，大幅降低了数据库使用成本。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图书馆联盟等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代表国内用户集体发声。这样既能有效节约宝贵的科研经费，也能为未来赢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

　　最根本的，是要构建我们自己的学术数字出版平台。

　　这要求我们积极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议国家出台更有力的政策，引导和鼓励国家资助的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在高质量的本土期刊上。这方面，老一辈科学家已经作了表率：钱学森自1955年归国后，便不曾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屠呦呦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照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2025年4月18日，科学技术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在第十六条中，首次新增“鼓励主要论著优先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值得大力推广和深化。

　　这同时要求我们建设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学术数字出版平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较大的数字资源平台，但力量相对分散又彼此碾压。我们需要借鉴国家在通信、能源等关键领域整合资源的成功经验，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对现有平台进行优化整合。既可以强强联合，将国内现有若干个期刊数据库资源有效整合，集中优势，建设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也可以按信息种类或学科领域进行专业化分工，各平台聚焦优势方向，同时建立高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形成整体合力。

　　针对当前国际出版巨头屡屡利用垄断性地位涨价、肆意攫取暴利的情况，我国或可联合具有共同诉求的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倡议和推动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国际学术数字出版与交流新平台，以促进知识生产的多样性与公平性，打造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的自主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这种新型知识生产传播体系，既能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对公平学术环境的期待，又有利于打破现有体系的垄断，促进全球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和公平获取，可以赢得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学术数字出版平台对保证国家科技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其走集团化、集约化、科技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最终使其真正具备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能力。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6日 16版）

[ 责编：王文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