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徐昌斌

60年前，巴岳山下连续响起“轰隆隆”的开山炮声，沉睡万年的大地被唤醒，新中国第一个高起点的重型军用汽车基地诞生了。

1965年，我国引进法国贝利埃军车技术，在四川省大足县（现重庆市大足区）开启了我国重型军车的发展之路。红岩汽车经历了六十年发展，巴岳山下“风雨一甲子”，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经典车型，见证了我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

2025年初夏时节，我来到静寂的巴岳山下，回到老川汽厂，凝视着陈旧斑驳的老机床，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仰望高大坚固的厂房，嵌入墙体的每一块砖头都渗透着前辈们滚烫的汗水，这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无声交流，一场穿越时空的悄然对话，我仿佛看到当年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还听到高亢的引擎声在巴岳山下久久回响。

新中国第一个军用重型汽车基地

20世纪60年代，“缺重少轻”困扰着我国汽车工业，即重型车稀缺，轻型车不足，轿车基本是空白，特别是在国防建设中，更是面临“有炮无车”的被动局面，重型军用汽车需求异常迫切。为了增强国防力量，适应备战需求，在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只能靠引进国外汽车技术，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早在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期间，专程前往法国贝利埃军车公司在摩洛哥的重型汽车厂考察，有意引进这种重型汽车技术。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交，中汽公司派出汽车代表团飞赴法国商谈引进贝利埃军车技术事宜；当年8月，从贝利埃军车公司引进了四个车型和三个发动机技术以及主要的生产设备。

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我国长期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和核恐吓之下，中央实施“三线建设”战略部署，将三线地区建成我国战略大后方。按照“靠山、分散、进洞”的战备原则，1965年8月20日，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一行亲临现场选址，几经论证，三选厂址，9月18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巴岳山下的大足县双路公社（现重庆市双桥经开区龙滩子街道）彭家院子一带建设重型军用汽车厂。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来自一汽、南汽、济汽等汽车厂的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浙江舟嵊要塞区前线集体转业复退军人、应届毕业大中专学生，以及宜宾高压电器厂员工等2000多人来到巴岳山下，加上基建工程兵部队和周边民工近万人组成建设大军，1965年10月1日，彭家院子连续响起“轰隆隆”开山炮声，新中国第一个高起点、专业化的重型军用汽车基地——四川汽车制造厂拉开了序幕。

此时，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建设工地周边都是农村，四周不通公路，更没有住房条件，所有工程技术人员、职工、基建工程兵和当地民工一样，大多到周边农村老乡家租借房子，或者干脆就地搭建茅草棚居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开工典礼上，没有横幅，没有礼炮，甚至连“开工典礼”四个大字都是书写在竹席上，大家自觉响应“先生产、后生活”号召，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建设者硬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削平26个山头，在山沟里建起一座占地1950亩，建成总装分厂、车身分厂、底盘分厂、铸造分厂，分厂又下设若干个生产车间，年产1100辆整车的重型军用汽车基地。可以这样说，川汽厂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牵线搭桥、成套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技术兴建的新中国第一个重型军用汽车生产基地。

以小说《红岩》命名的“红岩”军车

在紧锣密鼓兴建厂房的同时，技术人员从运回国的成堆设计图纸中，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用最简单工具绘制转换成零部件图纸，再把一捆捆零部件图纸送往车间，最后由工人加工成一个个汽车零部件。1966年6月15日，川汽厂在不到一年里就试制出新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红岩CQ260军车，两台样车在总参炮兵科研部长达两万公里试验中，表现出水土不服、不能完全满足部队使用等问题。经过调研，发现法国主要是以平原为主的地形，而我国很多都是山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地貌，原型车必须进行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大改造，才能适应我国复杂地形地貌的需要。随后，中汽公司和川汽厂对样车进行技术改进，对18个大项和54个小项进行优化，改进后的军车可载重10吨，牵引力15吨，驾驶室乘员6人，展现出更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越野通过能力更强，能完全适应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1968年，该车最终定型为红岩CQ261军车，随即投入批量生产并列装部队。

川汽厂在建厂之时，正值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发行并轰动全国的时候，小说中描写了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为了新中国诞生，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直至英勇献身的壮举，激励着无数人，红岩这个名词，从此成为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最深记忆。1966年2月，时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元帅视察川汽厂建设现场，欣然将军车命名为“红岩”。

此后，红岩CQ261军车先后试制出六个车型，以越野性能突出、质量可靠等优点，成为解放军炮兵部队主要重型火炮牵引车、导弹运输车和火箭炮机动平台，无论是白山黑水、东海之滨，还是西域和南疆，我国边防线上均有红岩CQ261军用越野车的身影，红岩军车彻底扭转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缺重少轻”和部队“有炮无车”的被动局面。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川汽厂紧跟时代步伐，率先跨出“军转民”步伐，1983年8月，基于红岩CQ261军车技术，结合德国MAN车技术，研发出CQ30290重型公路运输车，填补了国内18吨级重型汽车空白；随后又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出CQ19210重型汽车，两款民用重型汽车成功推向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后来，在“六五计划”期间，我国又引进奥地利斯太尔重卡技术，1985年4月29日，第一辆国产斯太尔重卡在川汽厂下线，我国重型汽车技术得以升级换代，除了斯太尔军车外，先后有牵引车、运输车、自卸车和专用车等300多个民用车型投放市场，标志着我国重型汽车进入第二轮大发展时期。红岩汽车源于欧洲重卡技术，其卓越的军工品质，在自卸车和工程车上表现尤为突出，被业界誉为“工程车之王”。

红岩军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南疆炮火洗礼的红岩CQ261军车，被解放军官兵亲切称为“红岩神炮”，并在军营外立下“红岩神炮”纪念碑，书写了一段军车与火炮的传奇佳话。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仪式上，红岩CQ261军用越野车牵引着海军战略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检阅，红岩CQ261军车当之无愧成为护国神车、国之重器。

也在这天，年少的我早早守在电视机旁，观看了这次阅兵仪式实况转播，高大硬朗的红岩CQ261军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想不到的是，七年之后，我竟然与红岩汽车会有大半生的交集。1991年，我来到川汽厂工作，办公室有个老同志就是舟嵊前线部队的转业军人，他常常向我讲述当年“三线建设”的创业史，聊起川汽厂的奋斗史，让我感同身受，感叹我国重型军车来之不易，亲切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川汽厂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重型军用汽车基地，后来与大多数军工企业一样，军转民后，先后经历了重庆重型汽车集团、红岩汽车公司、上汽依维柯红岩、上汽红岩等一系列重组改制，工厂也从大足巴岳山下搬迁到重庆两江新区。2021年重庆红岩汽车博物馆开馆时，一台退役多年的红岩CQ261军用越野车成为镇馆之宝，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一台在川汽厂找到的工业遗产4000吨液压机，成为这片故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更是人们心底的一座心灵地标，寄托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无限感怀。

在我国汽车工业史和军车史上，红岩军车占有一席之地。2022年5月，一台历经沧桑巨变的红岩CQ261古董级老军车被拖回它的诞生地，工人师傅简单修复后，加注柴油，装上电瓶，原试车员吴川湘师傅登上老军车，扭动开关点火启动，发动机传来轰鸣声，挂挡起步，老军车一圈又一圈地在内部道路上行驶，吴川湘说：“这台红岩CQ261军车遭受四十多年的日晒雨淋，动力还是那么强劲，操控依然灵活。”资深军迷陈莉锋跟随吴川湘进行了体验，并录制成《“红岩神炮”的由来》节目，2022年8月31日，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军迷行天下》栏目播出了这期节目。

红岩汽车是迄今为止重卡行业仅存的民族重卡品牌，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我国汽车工业走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开发的道路，中国汽车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产销大国，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随着新能源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快速发展，中国一定会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