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再次站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赋予深圳六大类改革政策：

1、强化科创实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科研经费“预算+负面清单”、职务成果长周期考核；

2、补齐教育短板，推动职业教育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试点“小而精”高校办学，允许外资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3、扩大开放，试点香港涉税专业人士执业，拓展保税维修业务；

4、增强金融实力，深化科技金融一体化试点，允许保险资金设立科技私募基金，允许港股大湾区企业在深交所上市；

5、下放国际快递审批等权限；

6、突出“试验田”属性，全文出现26次“改革”、21次“探索”、6处“开放”。

2024年深圳GDP达3.68万亿，工业总产值5.4万亿，汽车产量293.5万辆登顶全国，出口连续32年第一（2.81万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41.3%，PCT国际专利数量长期领跑。

我的看法：深圳此次政策加码背后是三重战略考量：

1、技术突围倒逼制度创新，深圳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6%（北京16%），需通过企业需求反推科研体系重构，形成“需求-研发-资本”闭环；

2、金融破壁试验，保险资金+港股回A组合拳直指中国三大痛点——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参与不足、红筹企业回归障碍、科技企业融资不足等，背后目标是打造“风投+深交所”的中国版纳斯达克；

3、央地权责再平衡，首次明确国家发改委统筹、省级赋权、法治授权三位一体执行体系，2024年深圳已承接省级权限287项，法治破冰案例12宗，通过立法授权固化改革成果，避免过往“改革倒逼修法”的被动局面。

但挑战亦存：1、金融开放度仍落后上海，跨境资本流动试点需平衡风险；2、深港协同需突破制度差异，如数据跨境流动的深化。

未来5～20年，深圳的目标就是要形成“硬科技+跨境服务+制度输出”的新三角模式，成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压力测试场”，其经验将决定全国改革深度。

除了深圳的改革，另外一个新信号也特别值得关注。

近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前往杨浦专题调研“都市工业”，这正在成为一个城市级命题的“问题之问”与“方案之源”：制造业的未来，真的可以留在城市里吗？

如果可以，怎样留、在哪儿留、留成什么样？

陈吉宁提出要深化研究其内涵方向，杨浦区成为试点核心区。

全球案例显示，纽约布鲁克林Navy Yard通过非营利运营集聚500家制造企业，年产值20亿美元；

东京大田区4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年产值600亿元，职住平衡率达100%；

德国慕尼黑“隐形冠军”企业以无尘化生产融入社区；

伦敦通过政策保留制造空间，吸引40余家创意企业入驻。

上海则正探索“楼宇工厂”“制造+服务”等新模式，计划在杨浦打造“微型制造城”，推动AI硬件、生物医疗等轻型制造与城市空间融合。

我的看法：

1、技术变革重构逻辑：3D打印、AI等技术使制造小型化、服务化，传统“工业外迁”范式被颠覆，城市成为“近场创新”最佳载体；

2、政策驱动非市场化托底：上海借鉴国际经验，需通过专项规划（如设定制造用地红线）、金融支持（低息贷款）和平台建设（非营利运营机构）破解租金挤压难题；

3、生态竞争关键：未来都市工业成败取决于“三链融合”——产业链（高校研发转化）、服务链（法律/金融配套）、生活链（社区工坊/展厅），若未能形成闭环，可能重蹈部分城市“写字楼过剩、制造空心化”覆辙。

上海若成功突围，或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万亿级都市工业”的超大城市，重塑世界产业地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