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江海晚报）

盛夏未至，被称作“苏超”的江苏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已提前点燃夏日激情。当前以三战全胜佳绩居于积分榜前列的南通队，不仅成为舆论焦点，更牵出一段尘封在民国时光里的足球往事——百余年前，南通的足球运动在时代浪潮中悄然萌芽、蓬勃生长，为今日“体育之乡”的美誉埋下了注脚。

民国时期《中央日报》关于南通学院足球队大胜立信会计的报道。下图左起：百年前的纺校足球队，崇敬中学足球队凯旋纪念摄影（右为学校创办人顾仲敬），南通中学足球队旧影（1932年），通中球队之师范科学生合影（1934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前沿，现代足球随侨民与教会学校逐渐传入中国东南沿海。一江之隔的南通虽非通商口岸，却因张謇等先贤推行“实业救国”“教育兴邦”战略，较早构建起接纳西方文明的通道。

查阅现有志书，不见足球传入南通的路径或时间记载，但清末南通已有外籍教师驻留，同时不乏留洋者学成返乡，这些人便成了足球运动的早期传播载体。1914年，南通师范学校运动会中，一场令“观者颇为称许”的“门球对垒”表演，以鲜活的历史切片印证了足球运动此前就已在南通具备了传播基础。

通师（时为代师）与通中（时为七中）堪称南通足球运动的摇篮。

据旧报载，通中自1913年被改为省立第七中学后，该校对于“足球尤为注重，每课体操必竞踢数刻”，将足球纳入体育教学体系。这种将现代体育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的模式，体现了南通教育界对体育育人功能的前瞻性认知。彼时足球虽属新鲜事物，却在青年学子中激发热情——放学后的操场上常聚集着追逐皮球的身影，自制的木质球门见证着少年们的汗水，当“积健为雄”“大勇若怯”之匾高悬球架之时，南通足球的竞技精神与文化内涵可能已悄然成型。

值得注意的是，南通足球从萌芽阶段就呈现出“教育驱动”特征，与上海等通商口岸由租界侨民主导的传播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早在1917年5月之前，至少已有师范与纺校设立了足球会，足球比赛也多由该会发起组织。1920年4月，南通中等以上学校组织足球队比赛，每星期举行一次，再精选优胜者组成两个分队，“称为南通第一足球队、第二足球队，以便与邻县足球队比赛”。

兴盛：校园足球的黄金时代

1919年是南通足球发展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张謇、张詧兄弟主导的南通县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首次将足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明确要求“各校出一队”参赛。赛事规格之高堪称区域典范：不仅邀请通海镇守使张仁奎担任评判长，还从南京聘请专业裁判，足见对竞赛的重视。11月1日开幕式当天，六校球队齐聚城南公共体育场，南通足球首次在大型综合赛事中亮相，标志着区域化竞赛体系的初步形成。

“代用师范足球之艺，素执南通之牛耳。”代师足球队堪称早期南通足球的标杆。声誉日隆的代师队更是早就敢于迎战外地劲旅。1918年12月，“上海南洋中学因慕该校足球之盛……来通比赛”，结果，代师以2∶1战胜“素为沪上各中学之冠，于足球尤负盛名”的该队。赛后评论指“通师以体力胜，南洋以方法胜”，揭示了南通球队注重体质训练的风格特点。与此同时，七中足球队异军突起，1922年《通海新报》以“足球成就异常卓跞”“可王江北”形容其战绩，因为该校在一年内不仅横扫江北各校（如师、代师、英化），与江南强队（浦东中学、中国化学）交锋也不落下风，形成“代师与七中双雄并立”的格局。

百年前的南通足球已构建起较为成熟的立体化发展体系。

一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通师将足球列为六大课外运动项目之一，要求学生“下午课毕行之”，形成固定的训练时段。这种“选修课”模式，使足球从兴趣活动升华为系统化的体育教育。通中更将足球纳入体操课核心内容，通过每日练习强化技能，体现“以赛促训、以训强体”的教育理念。

二是梯队建设的前瞻性。1920年，已有师范附小与城北小学的校际比赛见诸报端；1922年，位于金沙的县立第二高小与孙氏小学“连日比赛足球”，打破足球运动仅存于城区的局限；类似1923年第一高小与敬孺校约期赛球的记述则更为常见。1927年，南通补习学校（崇敬中学前身）小学部竟向中学部发起挑战，上演“以小对大”的精彩对决，虽以0∶3败北，却折射出南通足球的蓬勃活力。这种从小学到大学的梯队培养体系，构建了南通足球的人才金字塔。

三是师生互动的常态化。1925年，海中教师与该校高中学生赛球，以1∶5告负，却浓厚了“亦师亦友”的体育氛围；通师常组织年级、学科内部比赛，如1920年师范一年级甲乙组足球比赛、1921年预科甲乙组对抗、1922年四年级科际门球对垒等，通过高频次赛事营造全员参与的氛围。

四是各类比赛此起彼伏。校际比赛自1920年起成为常态。仅由旧报所载“崇中（足球队）球员连日与本县各校比赛”句便知崇敬中学足球队赛事之多。而当年有关七中、代师、敬孺、县中、商校等校际足球比赛的新闻，更是屡现报端。校园足球赛还从校际扩展至年级甚至班级。如1920年七中二年级足球队约赛代师二年级足球队，1935年崇敬中学高二年级与南通学院农科植棉班比赛足球。

官方亦常举办专门的球类（含足球）竞赛，如全县初中球类锦标竞赛会，南通公共体育场则经常组织足球友谊赛，由此形成了多元赛事体系。

到20世纪30年代，中学组足球格局发生新变化：1933年春，崇敬中学夺得全县初中球类竞赛足球锦标；同年11月，南通举办各级学校球类锦标赛，纺校获大学足球锦标，崇敬中学包揽初、高中足球锦标；1934年南通各级学校球类竞赛，商校在高中组足球锦标赛中夺冠。结束代师与七中的“二人转”，恰恰展现了足球在南通校园的广泛普及与竞争活力。

拓展：社会足球的蓬勃发展

校园足球兴盛的同时，南通社会层面涌现出一批业余足球队。仅上世纪30年代有据可查的就有乐仁队、星星队、健民队、农纺队、中华队、乐新队、新光队、雷鸣队、强南队及金沙之新金队、刘海沙之刘海沙队等球队，其中，“健民队为业余球队之盟主”。一些校队与社会球队同场竞技，推动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化普及。旅通四川足球队等同乡团体加入，更凸显了足球作为社交媒介的功能，也推动了南通足球文化的多元融合。

民众足球赛事也是精彩纷呈。自上世纪20年代起，即定期举办全县民众业余运动会。1929年民众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与公共体育场联合举办年度全县民众业余足球锦标比赛，形成校园与社会双轨并行的竞赛体系。从旧报描述赛场“一时观者如堵”“观者异常拥挤”“四周围观者达千余人”的场景，便知足球已由校园精英运动转变为大众体育活动。

南通足球还通过双向交流提升了区域影响力，更塑造了城市形象。南通球队的战绩，吸引了上海南洋中学（1918）、吴淞中学（1922）、上海约翰中院童子军（1923）等主动来通赛球，成为城市焦点。最具轰动性的当属1921年12月“常胜将军”沪宁铁路职员队约赛来通，25日首战时，12000名(一说约5000名）观众挤满七中球场四周，城墙空地也“站满了人”，《民国日报》称其为“空前之球战”，《时事新报》则大赞“南通足球队组织甫就，竟能旗鼓相当，不至败北，异日成绩，必大有可观云”。足球成了展现南通的文化符号。

南通球队亦积极远征周边城市。1927年通中足球队赴沪，先后与悦群队、上海中学交锋，赢得对手尊重；1929年又与浙江省立一中对垒；1933年崇中足球队远征江南比赛并凯旋，带回的不仅是胜利，更是南通足球的自信；甚至在沦陷期间，在沪办学的南通学院参与上海高校联赛，展现了坚韧的体育精神。

此外，足球比赛也被列入地区运动会。1933年8月，南通区足球锦标因通海两队和局而保留。1935年8月，历时5天的南通区运动会开幕，通如海启及靖江、东台、泰兴共七县运动员参加，“球类比赛足、篮、网、排各项锦标，均为南通所独得”。

动因：多元合力的久久为功

民国时期南通足球的繁荣，绝非偶然，而是先贤引领与群体支撑等多种历史因素交织的结果。

张謇虽未留下有关足球言行的直接记载，却通过三大举措奠定了南通足球发展的根基：将足球纳入师范学校课程，从教育源头培育体育人才；主持建造城南、白塘庙两处公共体育场，配备足球等器材，提供硬件保障；主导联合运动会，亲自担任会长，并将足球列为正式项目。其“教育与体育并重”的理念，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了南通足球的土壤。

从士绅到民众的合力，也为南通足球的发展提供了支撑。首先是体育界的专业贡献。如师范学校王小商“篮足球尤为所长”，农校裘子端、崇敬中学王赞言等担任教练或裁判，构建了专业人才梯队。崇敬中学足球队曾致函《体育研究与通讯》杂志，与体育教育家吴邦伟“讨论足球裁判问题”。他们不仅传授技术，更引入甚至研究现代体育规则，推动南通足球与国际接轨。还有政商名流的助力。如通海镇守使、县长（知事）等官员，常出席赛事并担任评判；李督军、齐省长曾特派代表送来金杯等奖品，地方人士也常有赞助比赛；张孝若不仅发起成立南通足球队（1921年），制定球队会章、服式，还到场为比赛开球。这种“官绅联动”模式，为足球发展提供了政策与资源支持。再就是民众基础的夯实。从“观者如堵”的校园比赛，到“万人空巷”的城市赛事，南通民众对足球的热情贯穿始终。而地方报纸频繁报道赛事细节，如球员技术分析、观众反应等，更使足球成为全民关注的公共议题。

不过，足球运动在通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争议与冲突，有过现代体育的本土化阵痛。如早期比赛常因规则理解差异引发纠纷。1921年商校与英化比赛时，因不服裁判判决引发两校学生冲突，最终需校长、教授出面道歉才得平息，反映了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1922年，七中学生又因足球比赛不成竟相率罢课，经校长等人竭力调解，才得以复课；而同年七中“预备抬十一口棺材进球场”的极端做法，折射出传统竞争观念与现代体育精神的冲突。足球的对抗性也导致意外频发：1921年纺校学生因该校球赛致六人受伤而投书报社呼吁“废止足球”；1924年西场高小某球员不慎踢伤同伴而致其身亡；1946年南通学院学生观赛，因教学楼栏杆倒塌而酿成命案。这些悲剧的发生，既凸显了运动风险，但也推动了防护措施与安全管理的进步。

从1914年师范学校的“门球对垒”，到1947年南通学院的沪上参赛，民国南通足球走过三十余载波澜历程。它是西风东渐的文化结晶，也是本土教育革新的生动实践；既见证了张謇培养“健全之国民”教育理想的落地，亦记录着普通民众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城墙下的观赛人群、操场上的奔跑少年、报端间的激辩文字……这些历史细节，共同织出南通早期足球运动图景。

文：羌松延

编辑：王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