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点燃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激情。茅盾在长沙街头目睹难民潮中佝偻老妇背负婴儿蹒跚前行的场景，将这一民族苦难的瞬间，凝结为《锻炼》开篇的定格。

作为抗战时期工业文学的代表作，这部诞生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是茅盾生前最后一部完整长篇。从香港《文汇报》的初载到1981年修订版问世，其文本流转与精神内核共同铸就了一座烽火淬炼的文学丰碑。

战火中的文本淬炼

《锻炼》的生成史本身即是一部抗战文化史诗。1948年9月小说首载于香港《文汇报》，共二十余章十余万字，以连载形式直面动荡时局。彼时茅盾应召北上参与新政协筹备，原定的“五部曲”创作计划中断，仅完成第一部。这部“未完成的史诗”，直至1981年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修订单行本，此时距作者逝世仅数月之隔。

对比1948年连载版与1981年定本，初版中“民族资本家”的称谓在修订版中转化为“爱国实业家”，主人公严仲平从实业救国者蜕变为具有阶级自觉的进步人士。这种调整源于茅盾晚年的历史反思，据其子沈霜回忆，1975年茅盾曾试图续写，但因身体原因再度搁笔，仅留存部分构思笔记。

初版中直斥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段落，在定本中被转化为人物对话中的隐喻，如官僚赵某那句“机器沉江也是战略需要”，既保留了批判力度，又赋予文本更丰富的阐释空间。这种从“历史实录”到“美学编码”的转变，与茅盾1958年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强调的“典型性格刻画”理论形成呼应。修订版中新增的数十处心理描写，使原本扁平化的反面人物呈现出时代挤压下的精神困境。

但书中的技术细节始终保持恒定。机床导轨的打磨工艺、电压调节器的参数设置等工业描写，历经修订仍毫厘未改，凸显现实主义对技术真实的执着。

现存手稿上的火痕弹孔、江水渍迹，与小说中工厂设备穿越炮火迁徙的险途，遥相呼应。书中描写有精密仪器经湘江驳船转运的情节，而这部分手稿本身也曾在沅江险滩被江水打湿。

大后方的抗战图谱

茅盾以罕见的工业视角重构抗战叙事。小说聚焦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后的工业内迁，国华机器厂拆卸设备、辗转湘渝的主线，勾勒出大后方“第二战场”的壮阔图景。作家淡化前线战火，转而刻画拆卸机床的工人“用棉纱擦拭导轨的专注，仿佛在给远行的孩子整理衣襟”，赋予冷硬的机械以人文体温。这种“机械抒情”笔法，颠覆了传统战争文学对枪炮的单一聚焦，揭示现代战争本质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总工程师周为新3次关键抉择构成精神主线，拒绝日资收购时的技术保密、设计内迁方案的创新、重建工厂时的技术转化，清晰地勾勒出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技术团队在沅江险滩用圆木制造简易起重机抢运设备，茅盾将“自力更生”的革命理论具象化为惊心动魄的技术实践。

铸铁车间的真实熔炉与战争熔炉的宏大隐喻，最终在修复发电机的场景中升华。陈克明抚摸着轰鸣的机组宣言“这就是中国的心跳”，技术叙事由此升华为民族生命力的仪式化呈现。

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塑造折射出抗战社会的精神光谱。近百个具名角色组成的全景图中，女性何梦瑶的蜕变尤具深意，从麻将桌旁的阔太到伤兵医院的志愿者，作家通过“逐渐粗糙的双手”和“愈发坚定的眼神”等细节，完成个体觉醒的微观叙事。而苏子培从技术专家向革命工程师的身份转变，则暗示着知识分子的道路抉择，其人物弧光中闪烁着时代精神的投影。

伟大的文学从不仅存于完稿的终点

作为茅盾生前最后的长篇小说，这部以1937年淞沪会战为背景的作品，将经济要素纳入战争叙事，7次出现的生产进度表，从沦陷区工厂停产到内地新厂超额完成，用数字变化诠释“持久战”的本质。

相较《子夜》的宏大叙事，《锻炼》更擅从技术细节提炼诗意，飞旋的齿轮“将阳光切削成青铜色的碎片”，这种工业美学的文学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文学奠定基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曾评其“架起社会剖析派与抗战文学的美学桥梁”，其对人性的立体刻画更突破了左翼文学的阶级定式。

作为“抗战史诗的未竟序曲”，其残缺性反成时代注脚。茅盾原拟以“五部曲”横跨抗战，从上海撤退直抵“惨胜”后的社会百态。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当1948年年末作家乘船赴大连参与建国大业时，小说中预言的新中国曙光已然降临。

跨越八十载春秋，作品的当代价值愈显峥嵘。当长三角的工程师在国产精密机床前讨论小说技术细节，当粤港澳的建设者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这部烽火中诞生的杰作再获新生。它昭示的是，民族工业的脊梁不仅由钢铁铸就，更需文化血脉的滋养；技术创新的征程不仅是物质突破，更是永不停歇的精神长征。

当茅盾于北上航程回望香江时，他未曾完成的抗战史诗，已然化作历史巨变的先声。这部在创作“中断处”获得永恒的杰作告诉我们，伟大的文学从不仅存于完稿的终点，更闪耀在民族精神永不熄灭的锻造之光中。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