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杨天石著《胡适研究长短录》序言，团结出版社，2025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胡适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在大学所学专业虽是文学，但志在研究唐诗，想探寻唐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原因，推动新时期诗歌创作高峰的再起。后来由研究柳亚子等人的南社转而研究近代文学，应该说，走近胡适了。不过，由于1970年9月庐山会议之后，理论界纷纷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我应中华书局之邀，于1972年赶写了一本题名为《王阳明》的小册子，第一版就印了三十万两千册，还被选送到日本展览。这在当时，算是一炮打响，自此，就被书局编辑、又黑又矮的“小老包”紧紧抓住，于是，写《泰州学派》，写《朱熹及其哲学》，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写了几本中国哲学史的小册子。直到1978年4月，我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该所房屋原是胡适住宅，胡适逃离大陆时，大量文稿、文件、档案，就留在了原地。这批资料后来统称“胡适档案”。照道理说，资料就在身边了，然而，我还是没有开始研究胡适。

我的中学时期，各门功课，不论文科、理科，用南方话来说，都“呱呱叫”，全市统考，经常拿高分。用今天的语言说，大概可算是“学霸”。不过，由于大学时期读书用功，天真坦言，说过“走进北大，今后的道路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知怎的，这句话被理解为“拒绝思想改造”。整风鸣放时期，我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不妥的话，但被戴上一顶“白专”帽子，受到严厉批判。1960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南苑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训练班，教全校的“语文儿”。后来转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向解放军学习，我被安排当“连长”，可以主动排课。我当时视文学为雷区，就安排自己教英语和数学，不过为期很短，大部分时间也还是教语文。直到1978年4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晃之间，十八年过去了。自然，我勤勉教书、育人，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我当年的学生中许多人至今都还对我记忆犹深，这使我很感动。不过，个人做学问的最好时间却大部分抛荒了。

我之所以研究胡适，完全是美籍华人教授李又宁鼓励和催促的结果。李又宁，出生于江苏南京。十四岁时迁居我国台湾地区，先后进入台北第一女中，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最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后进入纽约圣若望大学任教。曾任该校亚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创办天外出版社，是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华人学界都有盛名的历史学家。

又宁教授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途径。她最初研究中国的女权运动，继而倡导研究胡适，不仅要研究胡适本人，而且要研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主编《胡适和他的朋友》《胡适与他的学生》《胡适与国民党》《胡适与民主人士》等丛书多种、多册。近年来提倡研究在美华人，李教授称之为华美族。她主持华美族研究会已达四十年。这些年则日益注重蒋介石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方面。

我认识又宁教授，大概是1988年，正值她访华时期。又宁教授端庄、热情、大方、慷慨，乐于助人。1990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访美，第一站是纽约。李教授不仅从郊区远道赶到机场接我，而且热心地为我安排食宿，嘱咐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要我每日到该馆就餐，只记账，餐费由她日后统付。其后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等处访问，长达六七个月，始终得到她周到、细致的关心和照顾。记得当年4月6日，第42届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这是世界研究亚洲学者的一次盛会。其时我刚到纽约不久，李教授就出资为我报名，买机票、订房间，亲自陪我参会，会后又陪我返回纽约。会议期间，主办方宣布成立胡适研究国际学会，名重一时的余英时教授任会长，又宁教授任理事长兼董事长。我曾两次参加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会，得以见到当时研究胡适的诸位世界名家。可以说，这是我走近胡适研究界的开端或契机。

古人有“余事”之说。清代外交家、政治改革家、诗人黄遵宪的《支离》诗云：“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我所学并非历史，之所以被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是因为董必武、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年、多次，要求编写《中华民国史》这一断代史书，为此而新成立的研究组需要写手。我1978年入所后，立即全力投入该书第一编的写作，初稿写出后又奉命参加通稿。其后又受命写作并主持《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编辑。这样，研究中华民国史成了我的主业，蒋介石成了我关注的主要历史人物，胡适研究就始终只能是“余事”。不过，由于胡适的重要历史地位，研究民国史期间，我总会断断续续地接触到胡适及其相关资料，加之又宁教授在美国的不断命题或鼓励，我也就断断续续地做点胡适研究，写点长长短短的文章。这些文章，近日由我的助手闫妮女士收集起来，我检视之后，觉得虽远远未能进入胡适研究的堂奥，但所用资料，或稀见、难见，颇为珍贵，或反映胡适的一些秘密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以及社会见解和文学观点，似乎对胡适研究也还有点补充、拾遗以及敲边鼓、添热闹的作用，遂同意结集。

举例说，胡适的《欧游日记》，原以缩微胶卷形式藏于美国，1990年台湾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所未收。同年我访问美国时发现此件，遂于次年7月10日，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及日记手稿书影，阐述胡适当时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为无产阶级争自由”的时代，他“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制订党纲四条，准备组织“自由党”，为“内政改革”而斗争。这本日记及胡适当年的上述思想从来不为世人所知，我的文章发表后，《欧游日记》于五年后，才于1996年末引入国内。又如1937年，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胡适曾错误地主张承认“满洲国”，借以保障华北地区的安全。为此，他曾与人联合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和条陈，被蒋介石拒绝并受到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等人的激烈批评。此事见于台北的蒋介石档案中。然而，胡适毕竟是爱国主义者，不久，他即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外交，争取美援。应该承认，胡适在美国的工作是努力的、有成绩的，但是，蒋介石却在1942年8月15日免去了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改以魏道明继任。何以然？本书根据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揭开了这个秘密。

本书所利用的稀见资料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陈光甫档案》，其中《陈光甫日记》为大陆同名图书所未收，《胡适与陈光甫谈话记录》则为1947年3月胡、陈二人在上海国际饭店的一份谈话稿，尚未刊行。谈话中，胡适盛赞国民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及所谓“还政于民”，是“中外政党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表现出对独裁者蒋介石及其腐朽政党的依恋和迷信。同一谈话中，他还透露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信，要求中共成为其理想中政治角色的秘密。

为了研究台湾时期蒋介石和胡适的晚年关系，我曾仔细研读二人的日记和相关资料，发现这一时期，胡适对蒋介石仍存幻想，蒋介石则继续利用胡适的声望为己服务，但是，由于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自由理念，蒋介石对胡适的认识则逐步升级，由“妄人”“无赖政客”，进而为“反动敌人”。

最后特别值得感谢的是钱玄同先生的长公子钱秉雄先生。我在整理钱玄同日记的过程中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在我要求阅读钱玄同生前未刊往来书札时，他与其公子端伟弟兄二人又尽其所有出示并出借给我，现在本书所介绍的胡适致钱玄同论《醒世姻缘传》的信件，就是秉雄先生从钱玄同的藏书中发现的。据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先生告诉我，此函连胡颂平所编资料宏富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都未提到。一查，果然。

胡适研究之路并非坦途。据说早些年，某出版社计划再版《胡适文存》，受到过严厉反对。我的朋友耿云志教授长期提倡研究胡适，他的最大贡献是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编辑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皇皇42巨册。相信只要胡适研究存在，这套书也将永传学界。云志教授在编辑这套资料的同时，还写了多种研究胡适的专著，受到学界瞩目，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家和权威。和云志一起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以来，我们已同事数十年之久。此次承他惠允为本书作序，厚情高谊，感何如之！

杨天石

2022年1月26日，3月1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