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红色教育家】

学人小传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奠基者。191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1936至1949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学术代表作有《气象学》《物候学》等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文章。

  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提出的“两问”（“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伴随着每一位浙大学子的学习成长，他倡导的“求是精神”深深融入一代代浙大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竺可桢是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对真理矢志追求，从海外学成归来后为我国近代地理学与气象学做了大量奠基类工作；他是一位受人景仰的校长，对教师、对学生满怀深情，带领浙江大学从一所地方性大学成长为民国时期著名高校；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渝，为开辟中国科学发展之路与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奋斗一生。今年正值竺可桢诞辰135周年，对先生的最好纪念，就是将他的求是品格与报国精神传承永续、发扬光大。

“学好技术为国家、社会服务”

  1890年3月，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米商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先学八股应试，后转入镇上的毓菁学堂上小学。毕业后，竺可桢先后赴绍兴东湖法政学堂、上海澄衷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求学。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出于“中国以农立国，万事农为本”考量，前往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由于“美国行大农（业）制，与中国情形迥不相同”等原因，竺可桢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选择与农业相近的气象学作为研究方向，转至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继续深造。

  彼时，“科学救国”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海外留学生是其重要助推者。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任鸿隽等9名留学生创办《科学》月刊，并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以期“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志于“科学救国”的竺可桢加入其中，成为该社首批社员及《科学》早期编辑，在他看来，“欲立国于今之世界，非有科学知识不可”。1918年，竺可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受聘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恰逢该校转制筹建东南大学，竺可桢便推动创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将气象纳入地学系，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为我国地理学界与气象学界培养了一批早期人才。

  深耕教学是竺可桢“专干本行”的初衷。在当时，竺可桢认为地理学科“于国计民生关系最巨”，并确定大学地理教育的宗旨：一要陶冶学生能以科学眼光观察事物，二要学生能以世界眼光认清时势。《地学通论》是竺可桢主讲的一门基础课，每年听课者甚众。他尤为强调“近世地理学之趋重于人文、地文”，突出人地关系在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将地理学分为“天文地理学”“地文学”“生物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等六门，突破了传统地理科学的认知图式及研究范式。《气象学》是竺可桢开设的另一门重要课程，围绕气象要素展开系统全面阐述。他既坚持“古为今用”，对《诗经》《礼记》《朱子语类》等古籍中气象相关论述进行学理阐释，又做到“洋为中用”，梳理西方各国气象研究发展历程，引介欧美气象台观测概况及螺形星云说、蒲福风级、《国际云之分类法》等新兴理论与权威学说，并辅以大量数据、图表、公式等，对各类气象测量仪器的构型特点与使用方法亦有详解。同时，竺可桢注重课外气象观测实训，要求学生严守时间、严格按规定操作，夜间或恶劣天气时常亲临监督，并亲自撰写逐月气候报告。因此，当时东南大学气象观测成绩之佳，仪器设备之完整，“在国内各大学中绝无仅有”。

  教研相长是竺可桢的学人本色。从事教学工作之余，他还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大量科学与教育类文章。作为近代中国“问天”第一人，竺可桢研究气象最早的突破点是台风。1924至1925年，竺可桢在美国《每月天气评论》上先后发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提出以风速等级判断是否为台风及其强弱程度的观点，并运用数百个台风观测资料归纳讨论台风起源、转向及移速问题。此外，“博古通今”是竺可桢治学的一大亮点。1924年7月，竺可桢在科学社南京年会上宣读《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从历史与空间维度进行纵横比较，揭示各世纪发现太阳黑子年数与大寒年数的正相关性。他认为，南宋时期太阳黑子数量增加导致北方大陆性气候加剧，由此引发的严寒酷暑、旱涝频繁成为文化中心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次年，竺可桢继续运用古籍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气候变迁，接连发表《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一系列成果堪称我国气候变迁与朝代更迭研究之先声，形成了竺可桢在这一交叉领域探索的初步高峰。

  家国情怀是竺可桢为学为师的精神内核。在我国古代士大夫“修齐治平”理想熏陶下，竺可桢自幼便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人生信条，并在后来治学从教中展现出超前的科学视野与战略眼光。竺可桢积极投身科普事业，以开蒙启智、移风易俗为宗旨撰写了《钱塘江怒潮》《食素与食荤之利害论》等文章，同时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号召地学者“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设立调查之标准，定进行先后之次序，择暑假或其他相当时期，结队考察”，并向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建议派遣地学学生留学欧美。在他看来，科学是属于全世界的，我们只要用脑力，费时间去研究，科学自然而然会进步的。他更断言：“我中国既为世界文化发祥地之一，而且地形、气候，统有保持文化先进国的优势，欲达到这个目的，只在人民努力做去。这责任不在别人，就在我们一辈子！”

  早在哈佛求学期间，竺可桢便注意到国内气象台设置少、基础弱的状况。他直言，我国应多设气象台，这不仅利于农商各业，也“足以增进国光，而有裨于全球之科学界”。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后，竺可桢在南京建立了我国近现代第一个国家气象台——北极阁气象台。经苦心耕耘，自1930年元旦起，气象研究所开始正式发布天气预报与台风警报，推动我国气象科学事业迈入本土化、体制化新阶段。竺可桢尤为重视气象观测网络建设，提出十年计划——“全国有气象台十，头等测候所三十，二等测候所一百五十，雨量测候所一千处”，并亲力亲为促成各地建所，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拉萨测候所的设立。基于青藏高原对季风形成的关键作用，竺可桢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在藏开展气象观测、建立拉萨测候所，此举在当时是兼具科学价值与政治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时候”

  1936年，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约四十分钟的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会通古今中西的办学方针，并鼓励同学们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要求大家“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在次月的补行宣誓典礼上，竺可桢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教育制度最大缺点——“教而不训”，进而推出“教训合一”的导师制，强调“德育知育并重”。这不单是对欧美大学的制度移植，更是基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文化承继。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竺可桢以“请得良好之教员”为治校最要，到任前后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人事酝酿与接洽，竭力招揽各领域专家学者。他不仅回聘了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蔡邦华、吴耕民等一批教授，还邀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王淦昌、谈家桢、钱钟韩、马一浮、柳诒徵、丰子恺等学界翘楚加盟浙大。尤值得称道的是，1936至1938年，竺可桢三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出山，后者最终应约赴江西泰和，为西迁中的浙大讲学。

  1936年秋开学之际，竺可桢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指出，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诚”“勤”两字概括，并提出著名的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要求学生须有清醒的头脑，以“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做学问办事业，并着重强调，“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此后在竺可桢各类场合的谈话或演讲中，“服务”“报国”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他希望毕业生做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目光应远大，要有英勇前进无畏的精神，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竺可桢忧及学生在校安全问题，决定迁移校址。经多方探询与实地考察后，竺可桢先安排一年级新生迁至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上课。天目山是一个小地方，这里师生统在一处，融融一堂，导师制得以顺利推行且颇具成效。一个多月后，日寇于江浙交界一带登陆，全校性的西迁由此开始，第一站是建德。后因杭城形势日趋紧张，竺可桢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1937年底，浙大师生开始第二次迁移，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迁赣一程，路途更远，形势更复杂，用时一个月左右。起初因泰和的房屋尚未修葺完备，而吉安正好有校舍空置，浙大便在此临时落脚。战时亦如平时，师生抵达吉安后继续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教学秩序井然。1938年2月，浙大搬至泰和城西上田村。这里虽条件简陋，但师生不以为苦，专心致志教好学好。后来，竺可桢回忆时谈道：“在这个时候，训育是用导师制的，因为一直在颠簸流离，师生共患难，可以说这是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时候。”

  “大学应为一地方的楷模”，在竺可桢看来，造福地方是分内责任。浙大在泰和办学时，为当地做了四件实事：修筑防洪堤、扩建赣江码头、创办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无一不惠及赣江百姓，其中防洪堤与码头便被人们以“浙大”命名。

  战局发展之快，使竺可桢不得不赴桂察勘新校址。可就在这时，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患上痢疾，于半月之内相继去世，对竺可桢造成很大打击。但此时的他不只是父亲、丈夫，更是浙大师生的“大家长”，需要对一千来人的生活、读书、前途、安全负责。下一站，最终定在了广西宜山。

  宜山日中极热，且疟疾肆虐，连竺可桢自己都感叹：“此处办大学实不相宜。”但就在这里，“求是”被定为浙大校训。围绕“求是”精义，竺可桢先后发表过《利害与是非》《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等讲话，推崇王阳明力学力行、公忠报国的风范以及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等近代科学先驱“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在竺可桢心中，“求是”不仅限于读书做学问，研辨是非得失之后须“尽吾力以行之”，在当时抗战背景下即是“立身报国”。“求是”理念由此脱胎于单纯的治学观，而丰满于科学的人生观。

  关于“求是”，竺可桢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他“言出有物，论必有据”的风格。即使颠沛流离，即使校务繁忙，竺可桢仍然保持着阅读思考与自然观测的习惯，可谓“中、外、古、今、文、理无所不读，天、地、花、鸟、虫、鱼无所不观”，并勤做笔记，这些均积淀成为其撰文讲演的重要素材。

  1939年底，日寇侵扰桂南，广西形势告急，迁黔已是当务之急。几个月后，巍巍大学化整为零地安置于黔北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并在此办学近七年之久。这段时间，竺可桢集中精力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大学应兼顾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以通才教育为主，“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因此，大学教育固然要培养工程师、医生之类的专家，但更重要的是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的领导人才。竺可桢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曾有学生不愿上体育课，他便放出“如全体不上体育，即全体停学亦所不惜也”的狠话，足见其对体育锻炼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与中国留学生接触交流后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1944年，他两次到访浙大，真切感受到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希望。因为就在这里，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王淦昌创造性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苏步青在桐油灯下写成《射影曲线概论》，罗登义在对众多蔬果研究中发现了极具营养价值的刺梨……回国后，李约瑟在一次讲演中称赞“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次年又在英国《自然》周刊撰文，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还特别提到“在湄潭可以看到一派繁忙的科研景象”。

  西迁伊始，浙江大学是一所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而到竺可桢离任前一年，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绩？我们从师生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在教授们眼中，竺先生（据吴耕民回忆，竺可桢为人和气，故全校教师都叫他竺先生，不叫竺校长）“把教授真当作宝贝”，处处为大家着想，“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在学生们眼中，竺师“望之以严，即之也温”，是爱校护生的“浙大保姆”。

  西迁办学时，任教或求学于浙大的师生中，有50余人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两院院士。

“老当益壮高山仰”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谈及中国科学新方向，他充满信心：“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现在已有了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为紧密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竺可桢提出要彻底普查全国资源，摸清“家底”并做出合理配置。他全身心投入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多次赴黄河流域考察水土流失情况，并指出“水土保持是农、林、牧、水四方面的综合性工作”，要统筹水土流失防治与水土资源利用，兼顾群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多次赴海南岛考察橡胶及其他热带作物的栽植情况，针对森林破坏现象提出“应把自然开发与自然保护辩证地联系起来”；前往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区沙漠地带考察治沙工作，提出“向沙漠进军”“变沙漠为绿洲”等口号，并强调“我国兴建大西北，算好水账、开源节流是十分重要的”；在西南考察时留意观察环境破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情况，与此同时联合23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尽管年事已高，但竺可桢只要条件允许就亲临一线实地考察，在他看来，“要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和掌握自然规律，工作的重点就得放到野外去，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到现场去做”。一系列考察成果既为开展全国综合自然区划、服务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更催生了竺可桢基于国情农情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考。

  此外，宏阔的科学视野，使竺可桢敏锐察觉到隐藏在自然资源背后的战略价值。他长期关注西藏，关心支持高原综合考察工作，认为西藏地区是当时科学研究空白区，对其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进行科学考察研究，不仅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还可以做出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工作；他也曾提出要“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向中央建议设立海洋局，并鼓励陆地科学家“下海”从事海洋科学研究。

  在与共产党人的充分接触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实践中，竺可桢意识到“科学救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为了更好服务国家，年逾古稀的他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中，竺可桢这样写道：“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做到：一、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推进人民的科学事业；三、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自此以后，竺可桢更加坚定了不割断历史搞研究的信心。在翻查古籍时，竹子、梅树、荔枝等植物的历史分布激发了竺可桢的极大兴趣，“植物不象（像）动物能够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于是，他像孺子牛一样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及五千多部方志中辛勤耕耘，仅1964年11月、12月间，竺可桢搜集的资料与读书笔记，粗算就有六七万字。1966年，《五千年来我国气候的波动》（英文稿）一文成稿。在此基础上，经过数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在1972年年底，竺可桢“尽毕生之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发于复刊的《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该文根据史料性质，从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与仪器观测时期四个阶段，探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的历史事实，并进行科学建模，勾勒出比较准确的气候变化轮廓，后人称之为“竺可桢曲线”。其中成果有力证实了“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论点的科学性与“古为今用”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也为后续开展气候变化的长期、超长期预告提供了可能性。竺可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片赞誉，《人民日报》《中国科学》《地理知识》（现《中国国家地理》）等纷纷刊发原文或摘要，英国《自然》与《地理杂志》也先后刊文引介，来信索要文章者络绎不绝，对此竺可桢“受宠若惊”，直言：“这篇文受人重视为我初料所不及。”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竺可桢“四十多年来精力集中一个题目”，最终在八十多岁高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尽管如此，他却仍称该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其谦卑风范与求是品格跃然纸上。后世学界提出了“竺学”（即“竺可桢学”）概念，并进一步阐发推出“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的十六字特色，生动展现了竺可桢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与治学目的。

  “局报晴转多云”“东风1~2级”“最低-7℃”“最高-1℃”——离世前一天，竺可桢的绝笔只有寥寥几字，却令人无比动容，因为这正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气象科学。据其夫人陈汲回忆，竺可桢一向不赞成以遗产贻子女，临终时提出，将由1966年起自动减薪的一万多元交了作党费，并将几十年搜集珍藏的一大批中外科技书籍赠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有关各所图书馆。

  竺可桢的一生，就是如此纯粹而不简单。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蕲求真理”与“立身报国”是两条交织的明线，合二为一便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一生为了科学，一生为了国家，这种学人风骨具有永恒的纪念价值与教育意义。

（作者：楼俊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余郑霁，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版图片由浙江大学档案馆、绍兴气象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