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巴蜀荔枝 古道飘香

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翎毛图》是一幅著名的宋代院体花鸟画，画面中心是一株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荔枝树，绶带鸟、蓝背夜莺、青冠雀、绿绣眼等七只鸟栖于荔枝丛中。

《长安的荔枝》剧照。

荔枝古道。 图据新华社

三苏祠内的苏宅丹荔老树根。

合江南宋“高浮雕二侍女”石刻中，侍女背后，有一串带叶的荔枝果实。

王霜/文

随着《长安的荔枝》热播，一场对杨贵妃所食荔枝产地的千年猜想随之而来。史书中的僰道荔园、诗文里的泸戎丹实、蜀道深处的马蹄残痕，皆在荧屏光影间若隐若现。这枚红果究竟自何处来？答案或许正藏在巴山蜀水的千年风烟里。

荔枝果

天府嘉木千年红

当司马相如于西汉初年挥毫泼墨，《上林赋》中“离支”之名已悄然勾勒出巴蜀与荔枝的最早渊源。“离支”二字，正蕴含了古人对其离枝即腐的深刻认知。至东汉，“荔枝”之名终被固定，从此这一南国珍果，便在蜀地山川间扎下深根。

四川荔枝栽培的历史长卷，始于汉代西南夷。《华阳国志》明确记载，僰道县（今宜宾一带）“有荔枝、薑、蒟”，江阳郡（今泸州一带）亦产此物。更令人惊叹的是，《齐民要术》引述古志云：“僰道有荔枝园，僰僮多以此为业。”僰人不仅种植荔枝，更将其发展为重要生计，形成规模可观的荔枝园。西晋《郡国志》更言僰僮以荔枝为业者“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千年前的规模化经营景象跃然纸上。

温暖湿润的唐代，气候仿佛为荔枝北移敞开了怀抱。彼时四川盆地，尤其是岷江、长江沿岸，荔枝种植蔚然成风。然而物候流转，南宋以降中国气候整体转向干冷，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清晰揭示了这一转折。随着平均气温的下降，原本繁荣于成都平原的荔枝种植带被迫南缩，逐步集中于川南长江河谷地带。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戎州（宜宾）特产，荔枝赫然在列；南宋《舆地纪胜》载，泸州亦以荔枝为珍物。范成大在《吴船录》中称，他自眉山顺江而下，直至戎州方见“两岸多荔子林”，这正是气候变迁下荔枝产区南移的鲜活地理注脚。

四川荔枝在漫长栽培中，亦孕育出独特的地方品系。古代巴蜀荔枝，并非岭南或福建品种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适应本地水土的独立种质资源。这些适应川南湿热河谷气候的本地品种，构成了独特的“巴蜀荔谱”。尤其是含有“绿荔枝”遗传形态的“白荔枝”等，正是千年驯化与自然选择留下的宝贵遗产，无声诉说着物种适应环境的顽强生命力。

金沙江畔，宜宾的悬崖峡谷上下，五株虬枝盘曲的千年古荔树，正是这漫长历史最震撼的具象。经科学测定，其种植年代可追溯至唐以前，2019年被列为一级古树。其中一株干周5.6米，亭亭如盖，浓荫广达数十米，宛如凝固的时间丰碑。它们经历了1967年挂果三千余斤的盛年，也曾沉寂数十载。近年古树重焕生机，再度结实——这一奇迹背后，是空气质量改善与科学管护的合力，更是生态环境整体向好的明证。

《鹤林玉露》指出：“唐代蜀中荔枝，泸、戎之品为上。”古树扎根的这片土地，地名便因荔而唤作“荔枝沟”。它们不仅见证了僰人“以荔枝为业”的古老生计，亲历了唐宋诗人摘果咏怀的风雅，更以年轮默默记录着气候的变迁与文明的韧性。

这一枚红果，自汉赋中的“离支”之名落地生根，经西南夷的精心培植，在唐宋文人的舌尖与诗笔下绽放异彩，又随气候流转在川南河谷找到最终归宿。它承载的不仅是甘甜滋味，更是一部镌刻于巴山蜀水间的活态农业文明史。千年古树虬枝间垂挂的，何止是累累丹实？那分明是时光窖藏的琥珀，凝结着土地的记忆与自然的伟力。

荔枝道

红尘飞骑越千山

蜀道之险，自古闻名，而在纵横交错的古蜀道中，有一条以珍果命名的独特通道——荔枝道。这条因贵妃爱荔而驰名天下的驿路，承载的不仅是鲜荔的甜香，更是一部穿越天险的交通史诗。当杜牧写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时，他未曾想到，这疾驰的马蹄声已叩响了千年历史的回音壁。

荔枝道的基因深植于史前文明的土壤。其虽成名于唐，但形成却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荔枝道是古蜀道最东端的一条，在历史上对促进川陕鄂物资交流、经济发展、文化融合起过极其重大的作用。

这条被巴人南迁足迹踏实的古老通道，历经商周演变，悄然奠定了荔枝道的雏形。至大唐天宝年间，为满足杨贵妃啖食鲜荔的宫廷需求，唐玄宗下令整修涪陵至长安驿路。工程将原有的洋巴道（涪陵至陕西西乡）与子午道（西乡至长安）贯通升级，形成全程约千里的专用驿道。驿站二十里一设，驿卒换人换马昼夜疾驰，《方舆胜览》记载，涪陵荔枝经此道“三日抵京，香色未变”。

这条穿越天险的生命线，其具体走向在现代考古中日益清晰。主线自重庆涪陵妃子园启程，经垫江、梁平入川，过达州宣汉、万源，翻越巍峨巴山进入陕西镇巴、西乡，最终衔接子午道直抵长安。副线则借长江黄金水道至万州，经陆路转开州、达州汇入主线。

行走于今日的荔枝道故地，仍可触摸历史的余温：万源的明代界碑，斑驳字迹间“天宝贡果过境”的刻文犹存；宣汉马渡关丁木沟的清代修路碑，铭刻着商贾“以商养路”的智慧；梁平赤牛城、涪陵龟陵城的南宋山城遗址，则见证着这条古道由贡道蜕变为军事要塞的沧桑。

面对荔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的娇贵天性，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智慧。北宋文同在《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枝》中详述“筠奁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的竹筒密封法，利用竹节内的天然湿气延缓腐败。明代《荔枝谱》更完善此法：择巨竹凿穴置荔，以竹箨裹泥封固，竟可保鲜至冬春。合江学者据此推测，当地荔枝或经此法由长江水运至涪陵转陆路疾驰长安。驿道上的运输更是一场与时间的殊死较量——唐代动用超常规驿递系统，驿使携荔枝“二十里换人，六十里换马”，疾驰的驿马扬起红尘，在苏轼笔下化为《荔枝叹》中“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的生动场景。

安史之乱的烽火熄灭后，鲜荔进贡虽止，荔枝道却迎来新生。东川特产蜜浸荔枝仍沿此道北运，直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终因“劳费至多”诏令停贡。历史的转折赋予古道新的使命：明清时期，它转型为川陕茶盐贸易大动脉。梁平马道子遗址发现的“腰店”，集货仓与歇脚功能于一体；宣汉碑刻记载商帮集资修路的盛况，使荔枝道化作区域经济融合的血脉。

千年荔枝道，争议未曾止息。贵妃啖食的荔枝究竟源自何处？岭南说、涪州说、泸州说各执一词。然《元和郡县图志》明载唐代涪州乐温县为贡荔核心产区；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考证出“自涪陵县经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的精确路线；更兼三日抵达的时效优势——巴蜀荔枝成为最可能抵达长安仍保新鲜的贡品。当驿马绝尘而去，古道沉寂于荒草，那些深嵌石阶的马蹄印、风雨剥蚀的修路碑、山崖默立的古驿站，仍在见证着人类为征服时空付出的智慧与代价。这蜿蜒千里的红尘路，终以商旅的足迹在历史长卷上续写出超越荔枝香味的文明篇章。

荔枝情

丹果千载系文心

荔枝的红绡玉肌，浸润了巴蜀文脉的墨痕。当果香穿透岁月，它早已超越口腹之欲，化为文人笔下的故园符号与生命隐喻。从三苏祠的守望之树到石刻中的永恒纹样，一枚荔枝承载的文化情愫，在巴山蜀水间酿成千年陈醪。

眉山三苏祠内，两株荔枝树演绎着跨越生死的守望。陈列于庭院的唐代荔枝枯桩，需两人合抱，盘根虬结如青铜铸就，静默诉说着1068年的约定——苏轼回乡守孝之际，乡邻蔡子华等人于苏宅种下此树，盼其“荔子丹时”荣归故里。九百载风雨后，古树虽枯，遗骸经打磨上漆，成为凝固的时光碑刻。在原址补栽的新树今已亭亭如盖，年结鲜果。

“十余年仅尝十颗”的甜蜜遗憾，恰似东坡“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的终生怅惘。宦海浮沉中，荔枝的绿影成了苏东坡的精神原乡：贬谪惠州时，他初啖荔枝惊叹“海山仙人绛罗襦”，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及至儋州，竟宣言“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一枚丹果，终让游子在天涯践行了“吾心安处即吾乡”的诗情。

荔枝的艳色与易朽，成为诗人叩问生命的绝佳载体。杜甫流寓夔州时，咀嚼着“红颗酸甜”的泸戎荔枝，写就“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长安市场上褪色的荔枝，恰似他凋零的盛世记忆，果肉残存的酸甜竟成家国命运的隐喻。黄庭坚谪居戎州，面对“六年怊怅荔枝红”，悲叹“白发永无怀橘日”——戎州荔枝的甘美，反照出忠孝难全的切肤之痛。陆游离蜀后，更以“星球皱玉虽奇品，终忆戎州绿荔枝”道尽异乡故味之思，那抹独特的绿影，已成刻骨的文化乡愁。白居易的荔枝诗则透出禅意：忠州荔枝楼上，他轻吟“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绛纱玉肤的果实与琥珀琼浆交融，瞬间点亮贬谪岁月的灰暗；而《种荔枝》中“十年结子知谁在”之问，将果木生长与人生无常悄然叠印，透出对生命须臾的哲思。

荔枝的形神更被镌入器物，成为解码历史的密语。合江的南宋“高浮雕二侍女”石刻中，两侍女背后，有一串带叶的荔枝果实，一枝挂一果，果实聚为一簇，荔枝表皮的鳞斑状明显，栩栩如生，印证着当时川南荔枝栽培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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