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振江

　　苏轼被许多人奉为精神偶像，殊不知也有人给予他精神上的滋养，其中就包括陶渊明与白居易。

　　陶渊明出身于衰颓官宦之家，早年受儒家思想的熏染，有兼济天下的大志，但他几次出仕，皆因与污浊不合而告终。最后的彭泽县令一任，四十一岁、“质性自然”的他不愿献媚督邮，只干了八十多天便挂冠归田。如果说陶渊明是因厌恶而不愿同流合污的话，苏轼却因孤傲成了党派纷争的牺牲品——四十四岁那年，他因“乌台诗案”受到沉重打击。抵达黄州后，苏轼的内心逐渐归于平静，他放下了对仕途的追求，重新审视人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苏轼谪居的黄州（今湖北黄冈）与陶渊明的故里柴桑（今江西九江）仅一江之隔，他得以有机会寻访陶渊明故里，称赏其气节：“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在访陶渊明后裔的诗中，他称“渊明吾所师”“千载信尚友”，甚至说“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还把陶渊明当成自己的前身。故此，苏轼晚年要“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景仰之情，可见一斑。

　　受陶渊明的影响，苏轼的诗文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杰作横空出世，使其创作达到巅峰。

　　再说白居易。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触怒权贵，也在四十四岁那年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即江西九江）。次年，他寻访了柴桑的陶渊明故里，“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他景仰陶渊明，曾仿效写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朝时，他就对官场的做派有些厌倦，被贬后更是对宦途心生隔膜，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产生时空的共鸣，甚至还有“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的心理反应。不仅如此，他效法陶渊明，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结庐”而居，并与佛刹僧人多有交集。

　　担任杭州通判时，苏轼就领略到昔日杭州刺史的亲民作风；谪居黄州，他又与白居易结下深度“交集”的机缘。苏轼曾有诗言：“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陶渊明在形式（肉体）与精神上都保持本真，不随波逐流；白居易的身心能与外物相融，和谐自洽。苏轼对二人满是景仰。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曾创作“补察时政”意味的讽喻诗，受白居易的启发，苏轼也创作了对“新政”颇有微词的诗作，这令他遭遇人生的至暗。但白居易的“乐天”知命以及对生活包容、接纳的达观心态，又使苏轼与他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感。

　　苏轼还在《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的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也就是说，他要效法白居易享“晚节闲适之乐”。白居易在忠州任职时，曾于城东山坡种花养草，留下《东坡秋意》《东坡种花》等诗作。苏轼在黄州时，也开垦荒地，不仅取法白居易自封为“东坡居士”，处世风格也日趋“白居易化”了。他的很多名句就是从白居易那里转化而来的：如“要看梨花枝上雨”，化用自形容杨贵妃的“梨花一枝春带雨”；“此心安处是吾乡”，化用自《初出城留别》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休将白发唱黄鸡”，则是反“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而为之。无怪乎南宋周必大有（苏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的感慨。“独敬爱乐天”，有些偏颇，当是“崇敬‘陶’与‘白’”。

　　孟子有“私淑艾者”教化之说，即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下学习、效仿。苏轼对陶渊明、白居易由衷的感佩与敬慕，可谓“私淑艾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