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福州人张亨嘉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就职时，张亨嘉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发表了14个字的就职演讲：“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不少学生尚未听明白，仪式就结束了。寥寥数语却言短情长，有学生用“孔门弟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来解释。而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八字便被有些学者认作是北大最早的校训。

张亨嘉，字燮钧、燮君，又字铁君、铁军，福建侯官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先后就读于福州正谊书院、致用书院。清光绪九年（1883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还曾出任台湾学海书院山长、湖南学政、广西乡试主考官及浙江学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升授兵部右侍郎，后补授礼部左侍郎。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1911年2月18日）逝世，谥号文厚。

张亨嘉在晚清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卓有建树，《清史稿》称其“为人敦实，嗜古精鉴赏……倦倦于明法修学”，与张仁黼（曾任湖北学政）“后先相望，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是清末博学笃实、正直爱国的政治家、教育家。

张亨嘉存世文献有《张文厚公文集》（四卷）、《张文厚公赋钞》（二卷）、《磐那室诗存》（一卷）及《校经书院志略》《浙江藏书楼志略》《九河故道考》等，大部分被整理收录于张亨嘉嫡孙张戡所编的《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文集》中，是书还收录了《清史稿·张亨嘉传》、陈衍作《礼部左侍郎张公行状》、张戡作《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传略》等资料。其生平事迹还可见于《庚子国变记》《晚翠轩集》《民国闽侯县志》《清稗类钞》《国闻备乘》等史料。

其著述中以《张文厚公文集》内容最为丰富，陈衍《石遗室书录》评曰：“文厚文章根据经史，尤熟舆地之学。惟散体时参骈语，且间用典，与左海文略相似。”此集卷首有吴曾祺、江春霖所作序，卷末有于君彦所作跋，含经解、对策、论说、辨考、说帖、记序、纪实、题跋、册文、祭文、碑文、墓志、传书等丰富的文体类型，集中体现了张亨嘉的思想。

吴曾祺在《张文厚公文集序》中评论：“公性嗜书，余每过其家，卷帙不去手。通籍以后，清俸所入多耗于书贾之家。旦夕寝馈所蕴益宏，故其发为文章，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江春霖在另一篇序文中批评晚清的文风或沾染八股文习气，或矫枉过正、一味追求高深古奥，或偏向西学、搬弄外来新词以标榜创新，而张亨嘉“以文学名海内”，其文章一洗时文之弊，往往深藏不露、不喜张扬（“深自韬晦，不屑事表暴”），为文“必据典要切事理而作”。张亨嘉的文章对朝章国典、沿革次第、世情民心都能追根溯源，“原原本本辄数千百言”，表现出对时局的深切关注与胸怀天下的自觉担当。

张亨嘉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文章，认为他们“所著书皆裨实用”，表明了其文以载道、为文讲究实用的基本主张，因此他的文章常常借古人之言发端，内容直指当下、以古鉴今。在《汉武帝置张掖敦煌郡论下》中，他分析古今形势之异，指出“今日之患备海而陆已危，备陆而海又急”，故须海陆并防。于北方边境，他主张加强边防，增兵固守；于南方海疆，他主张固守台湾，以防日本侵略。

在《史记赵武灵王变服论下》中，他直言：“声华盛则武备衰，议论多则成功少，清谈不可以却敌，理学不可以济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旨哉言乎！”对清廷武备废弛提出了批评。

张亨嘉曾参与审理清末著名冤案王树汶案。王树汶案与杨乃武案、三牌楼案、杨月楼案并称清末“四大冤案”。光绪五年（1879年），河南省南阳府镇平县张楼村富户张肯堂家被群盗攻击，由于晚清司法日渐腐败，仅为盗匪看守衣服的王树汶被诬为此案匪首，被判极刑。在临刑之际，他疾声呼冤，震惊朝野。朝廷屡派官员对案件进行复审，牵扯官员甚众。光绪七年（1881年），新任河南巡抚李鹤年对此案复审，为保全原审各官员功名，执意持原判。当时正在河南东河总督府任职的张亨嘉也参与了案件的复审，他“独持议平反，不肯附和鹤年党”，要求在刑部上报的卷宗上去掉自己的署名，后又在入京参加会试时，向刑部、都察院陈述了此案始末，推动了案件的平反。光绪九年（1883年），此案由刑部郎中赵舒翘审结，王树汶被释放，参与此案的官员多受处分，独张亨嘉未被波及。此事始末见于陈衍所作传及李孟符所作《春冰室野乘》。

张亨嘉刚直敢谏，在《书史记万石君列传后》中批评万石君之流貌似“纯厚恭谨”，却庸碌无为，只知保身邀宠，败坏了士林风气，并在文末强调：“平居有犯颜敢谏之臣，而后临危有致命遂志之士。守己有特立独行之概，而后遇事有出群迈众之才。”主张国家选拔人才应仿效此道。

庚子之变前夕，朝廷商议围攻外国使馆事，张亨嘉与许景澄、袁昶等力言杀使臣、攻使馆违背国际公法，不可肆意妄为。亲贵大臣迷信义和团有“神术”能打败洋人，张亨嘉细陈“神术”为愚昧之举。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张亨嘉又写下《奏请回銮折》，指出由于外敌入侵，千里疆域之内田舍长满荒草，市井成为废墟，“盗贼纵横，商贾断绝，人民愁痛……故以维人心言之，则回銮不得不亟者也”。

青年张亨嘉在致用书院学习期间，成绩卓著，常常名列第一。致用书院注重培养学生成为既通经史又有治国本领的通经致用之才，通经致用也成为张亨嘉办学的主要思想。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亨嘉任湖南学政，将原有湘水校经堂更名为校经书院，迁往新址并扩充了生徒学额。书院设“经义、治事二斋，专课经史当世之务”，以“博达古今，养成有体有用之才”为办学宗旨，要求学生考究“古今天下治乱，中国强弱之故”，“举平日所闻于经者，抒之为方略，成之为事功，一洗二百年穿凿破碎空谈汉宋门户之耻”（《楚南新建校经书院碑记》）。次年，光绪帝即颁发御书“通经致用”匾额，充分肯定了校经书院的改革成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亨嘉任浙江学政。他身历八国联军侵华之痛，深感“方今朝廷毅然改易政法，变科举，兴学校，博之以中国政治史事、各国政治艺学，而以四子书群经为折衷，期以造就材硕，备当世之用”（《浙江观风告示》），着手改经史为西国政教，注重新学、新技术，对有新学特长者荐举于经济特科学习，不少人被选送京师大学堂为师范生。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志士积极推动新式学堂的创办，京师大学堂成为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新式教育制度从此诞生。张亨嘉任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秉承经世致用精神，就职后仅一个月就扩建校舍，并向英、法、德等国派出留学生，紧接着又改革招生制度、聘请外国教师、为学生修建操场、改建医学馆等，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为京师大学堂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而为一代代北大人缅怀，《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史料》《北大的校长们》等书都对张亨嘉事迹有所记载。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