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江  舟

　　看《三国演义》，总好奇古人为何一人一桌分开吃饭，还要端端正正跪坐着。这种分桌而食的传统，究竟从何而来？又何时变成了围桌共餐？

　　这其实是古代的分餐制，源头在原始社会。那时食物匮乏，公平分配是生存关键。即便进入农耕时代，物质渐丰，这种均分理念也作为文化习惯延续下来。

　　周代礼制森严，分餐被正式纳入礼仪。贵族宴饮，宾客需正襟跪坐于“筵”（竹席）之上，每人面前一张矮小的食案。案上食物种类、分量力求相同，是古老平均主义的象征。食物分配是否均等，关乎尊严与礼遇。《史记》记载了孟尝君宴客的极端事例：一宾客因灯光被遮，误以为饭菜少于他人，愤然离席。孟尝君端食自证，宾客羞愧自刎。这足见古人对分餐规格的极端重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此制仍为主流。

　　分餐制盛行，除传统外，更与当时坐姿、服饰紧密相关。南北朝之前，椅凳尚未普及，人们日常需“正坐”——双膝并拢着地，臀部置于脚跟，上身挺直。随意岔腿坐地的“箕踞”，被视为粗鄙无礼。《韩诗外传》载，孟子偶见妻子独处“箕踞”，竟怒欲休妻，幸其母明理，指出孟子擅入失礼在先，风波才息。可见古人对坐姿苛求之甚。

　　为何“箕踞”如此禁忌？近代学者尚秉和考证指出，先秦时人们普遍穿着类似开裆裤的“胫衣”加外裳（裙），下身遮蔽有限。“箕踞”易暴露，极不雅观；端正跪坐则能有效遮掩。同时，跪坐限制了活动范围，进食只能取用眼前食案，这从实用角度强化了一人一案的模式。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带来了新生活方式。草原多虫蚁，跪坐不便，他们习惯使用轻便坐具“胡床”（类似马扎）。为骑马所需，他们普遍穿着“合裆裤”。这两样传入中原，悄然改变习俗。合裆裤普及，解除了“走光”之忧；胡床及其衍生的椅、凳，则提供了更舒适的“垂足坐”（臀坐具上，腿下垂）。这种符合人体工学的坐姿迅速流行。

　　坐姿解放，直接推动了饮食变革。垂足而坐让行动自如，不必再拘于眼前小案。唐代是关键的过渡期。韦氏家族墓《宴饮图》壁画中，人们已围坐长条形矮桌（或高榻）共食，坐姿或盘腿或单腿下垂，神情轻松，迥异于秦汉的肃穆。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生动展现了过渡期的混合状态：既有一人一桌分餐，也有宾客围坐共食；坐姿更是垂足坐椅与盘坐榻上并存。新旧杂陈，正是变革的写照。

　　至宋代，高型桌椅普及定型，中国人彻底告别了延续千年的跪坐与分餐制，完全进入合餐共食时代。《清明上河图》中市井酒肆、家庭餐桌的热闹围食场景，已与今日无异。围桌共餐，从此成为核心饮食传统。

　　从分案到共桌，不仅是饮食方式的改变。它伴随着家具（矮案到高桌）、坐姿（跪坐到垂足坐）、服饰（开裆到合裆）乃至社会观念的深刻演变。从更深层来看，这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不断融合的产物。最终形成的合餐文化，以其共享、交流、团圆的特质，体现了儒家追求“和”与“同”的精神，成为中华文明中温暖而持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