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栩菱

《问鼎1939》余耕 作家出版社

　　当余宝驹押着那只精心仿制的后母戊方鼎走向日军司令部时，他赌上了一切——包括性命，唯独没赌人性的底线。1939年的硝烟里，一个安阳城的痞子英雄与三千年前的青铜重器签下生死契约，却在历史的鼎耳缺失处，触摸到了华夏真正的脊梁。

　　硝烟笼罩的1939年，安阳城余氏古玩铺的兄弟俩站在命运的悬崖边。大哥余宝驹，江湖气十足，在私塾里是“最不听话的学生，在江湖里却是运筹帷幄的大哥”；二哥余良驹，相貌丑陋却是“修复文物的顶尖高手”。当后母戊方鼎的重现引来日军觊觎，这对草莽兄弟的选择出人意料——他们铸假鼎、斗强敌，以命相搏守护一方青铜。

　　在余耕笔下，乱世中的英雄并非天生圣贤。翻开《问鼎1939》，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余宝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英雄，他带着市井的狡黠与江湖的痞气。作者余耕坦言：“如果没有发现后母戊方鼎、如果没有日军侵华，余宝驹顶多是河南地界上一个造假、倒卖、强买强卖的文物贩子。”历史却把这样一个边缘人物推向了舞台中央。

　　当日军威逼交出商代重器，余宝驹的抉择令人屏息：他亲自押送弟弟余良驹用废旧铜器铸造的假鼎前往日军宪兵司令部。这个街头混混突然挺直了脊梁——所谓时势造英雄，本质是“审时度势”后的抉择。在阴暗作坊里埋头铸鼎的余良驹，用精湛技艺完成了一场无声抗争。相貌丑陋的他，在修复文物时却闪耀着匠人的神性光芒。这对兄弟构成奇妙互补——一个用胆识周旋，一个用技艺死守，在民族危亡之际，将市井智慧淬炼成护国利刃。

　　小说最精妙的设计，莫过于那只因鼎耳暴露的假鼎。当日本甲骨文专家井道山揭穿骗局时，历史的戏剧性扑面而来：真鼎出土时本就缺失一耳，而余良驹为求逼真复制了完整器形，反成破绽。这个细节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更深层的文化隐喻。

　　余氏兄弟的护鼎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基因的保卫战。鼎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是普通器物，“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日军抢夺方鼎的行径，恰是试图斩断中华文明根脉的象征。

　　余耕的高明之处，在于消解了二元对立。他塑造的日本学者井道山兄妹，是“对中国文化真正的爱好者和敬仰者”。当井道松子凝视青铜纹路时，眼中闪烁的是超越国界的文化痴迷。这种复杂笔触使《问鼎1939》成为“文化学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构建的反战叙事”。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是余宝驹走向刑场时的血色黄昏。当他被日军屠杀时，“从诸位受到他照拂的乡邻眼里看到的却是麻木和厌憎”。这幕场景直刺人心，余耕将其与袁崇焕的悲剧并置：京师百姓曾奉袁崇焕为抗清英雄，最终却争食其肉。这不是对民众的谴责，而是对人性深渊的冷静勘探。

　　在余耕看来，战争像一面棱镜，能把人性折射出最复杂的光谱。他的作品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只有“极端环境下的人性选择”。余宝驹从市井之徒蜕变为护鼎英雄，乡邻从感恩者变为冷漠看客，都是乱世压力下的生存本能。

　　这种清醒认知使小说超越了一般抗日题材。当余宝驹用生命守护的铜鼎最终仍被夺走，我们突然明白：真正的国宝从来不是那尊青铜器，而是余氏兄弟在至暗时刻挺直的脊梁。就像后母戊方鼎虽失一耳，却依然是镇国之宝——一个民族的尊严，永远存续于危难中觉醒的凡人身上。

　　那静卧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最初的一耳至今仍付阙如，如同历史刻意保留的隐喻。余耕用《问鼎1939》为那只遗失的鼎耳铸造了最壮烈的注脚——它从未真正消失，而是化作无数普通人在至暗时刻挺直的脊梁，在鼎身残缺处，撑起五千年不灭的文明天穹。

　　当合上书页，安阳城的硝烟散去，余氏兄弟的背影融入历史长廊。1939年的血色黄昏里，两个小人物用生命写就的答案依然铮铮作响：文明的延续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而在每个普通人选择挺直脊梁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