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定在上午9:45，出版社告诉马伯庸，准时到达即可。马伯庸想了想，那不行，每天8点半开始“上班”，采访之前那一个多小时，干吗去呢？他背着电脑，一大早就到了出版社，找一间会议室，8点半准时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会议室临着一条主干道，车来车往，马路上轰隆隆的噪声，有助于他写作。马伯庸和多数作家不一样，他像上班一样朝九晚五白天写作，而且没法在安静的地方写。几年前，朋友邀请他到自己西溪湿地边的别墅小住，屋外山清水秀，屋内空旷无人，马伯庸待了三天，一个字没写出来。待到回程，安检完坐在萧山机场候机大楼登机口，文思泉涌，一口气写了三四千字。直到现在，马伯庸也觉得登机口是个完美写作地点——确定自己误不了机、除了待在此地，别无他路、足够吵。

不寻常的写作习惯是兼职写作那些年练就的。那时他还是个外企员工，写作只能在休息时或是上班“摸鱼”时，工位边上，“开会的开会，吵架的吵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现在他的工作室也在一个共享办公楼，隔音不好，边上公司吵吵嚷嚷正好当背景音。

工作室外面有个学校，40分钟响一次铃，铃一响他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学生上课了他再跟着一起坐下，继续写，思路不会断。这让他成为一个高产的作家，近几年每年都会有新书出版，有读者“抱怨”：“看的速度赶不上他写的速度。”

不久前，马伯庸“见微”历史短小说系列新作《桃花源没事儿》出版。

入世的“桃花源”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笔下那个“桃花源”给世人留下的巨大悬念，马伯庸用新作给补上了。若单纯以动笔时间和停笔时间来衡量，这本《桃花源没事儿》是他目前耗时最长的一本书，没有之一。

脑洞源头倒不是因为陶渊明那篇散文，而是2013年，片儿警老刘讲给他的一个段子：“附近有个小饭馆，消防通道总是堆放杂物，屡教不改。后来有个道长路过，说你这对风水不好，挡了财运，老板连夜就给清干净了。”

马伯庸觉得，这故事不错，“如果有个道士管理居民区应该也挺有趣的”。回家打开电脑，噼里啪啦地把想法赶紧记下来。他有个专门记录各种点子、脑洞的文件夹，名字叫“坑”，一有想法他就打开一个新文件，有空的时候盘一盘，哪个找到落点了，说不定就能开花结果。

一开始，他想写个现实主义短篇，有点像“贫嘴张大民”或是那些年在网络上挺火的各类民警故事，但又觉得，这种题材一不留神就容易给写沉重了，他还是倾向于让大家轻松一点。那时候他也忙，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后埋头写稿，还要给襁褓中的儿子换尿布。于是，点子就先放下了。

次年春天，他淘到几本20世纪90年代的《人民文学》，里面有汪曾祺改写的《聊斋志异》，那些带着浓厚烟火气的妖怪，打开了他的思路，再过一年，又偶然翻到古龙的《七杀手》，人物形象也有了参照。日子就这么过着，十几年下来，故事的血肉渐渐丰满，2024年，马伯庸猛然发现，它已经长大成人——原来，《桃花源记》中的“寻而未果”另有玄机，秘境桃花源竟是妖怪乐土，由道门和妖怪共同守护，一个穷酸小道士被派到这偏远桃花源做俗务道人，每天跟片儿警似的处理妖怪的鸡毛蒜皮……

妖怪的那些鸡毛蒜皮基本来源于马伯庸身边的生活，例如包含了职业、籍贯、出发地、目的、事由等细项甚多的遇妖呈文表格；例如青丘狐必须持证才能上岗；妖怪得有道士发的路引才能出门。群像原型也或多或少来自他身边的人，家长里短，换个时空，继续为生计奔波发愁。

特别留意生活里的细节，这大概算个天赋。马伯庸记得，自己小时候走在路上，总能挑出路边招牌、广告上的错别字，挑出来了就跑去跟老板说。前几年，他换了套房子，准备装修，到各装修公司转悠，装修公司的样板间一般都有书房，里面摆一些假书。妻子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坐那儿挨个把假书查了一遍，作者是谁，哪年出版的，前因后果是啥……他发现什么书都有，好多还挺冷门，应该是设计师在图书网站随意搜了些图，打印下来直接贴上的，挺有意思。

好奇心让他获得不少冷知识，观察到的生活烟火气又填充了细节，这让他那些“历史可能性小说”顺利把读者拉入他所创建的世界里，让人相信他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他说过很多次“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依托既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最大限度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规则，进而创作一种历史的侧写。例如《两京十五日》，他摘出《明史》关于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登基前遇刺的一段40字简短记录，将无数细节填入历史缝隙，演绎出一场惊心动魄的千里奔袭。《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又下足功夫重现长安城的格局风貌，从唐人衣冠、饮茶风尚、读书习惯，到乘车礼仪乃至如厕习俗，巨细靡遗地呈现了一百零八坊的盛唐气象。

动笔写《桃花源没事儿》的时候，他曾想把故事放在唐代，但直觉上，狐狸精和唐代似乎有些不般配，毕竟狐狸精的故事基本发生在明清。“后来又一琢磨，干脆架空算了，放进桃花源，在架空的世界里，哪怕胡闹也没关系，索性让自己任性一把。”马伯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架空世界里的细节更要紧紧贴地，糅合与日常生活共通的悲欢，否则就会悬浮。可是既然架空，又怎么做到现实呢？马伯庸举了个例子：“你看《哈利·波特》，不管是黑魔王复活，还是老师死、学生死，从来没影响过开学。霍格沃茨每年都准时开学，这个事太现实了。”

“睡不着的时候别硬睡”

一本写了十几年的书，马伯庸承认，如今回看一些片段会感觉有些“复古”，无论作者的讲述还是书中人物的语言，有不少是早年流行的表达方式，但是他刻意保持了这种斑驳风貌。“就当是有意无意中留住了我的人生年轮和心境变化痕迹吧。”他说。

所以阅读《桃花源没事儿》的感受颇为复杂，有些桥段，是中年人才会留意的现实，稳重而疲惫，还有一些，却属于一个沉迷动漫、热衷游戏的年轻小伙子，飞扬又轻浮，能从中看到一点马伯庸当年的影子。

马伯庸的写作起始于世纪之交的聊天室和网络论坛。那时与其说写，倒不如说玩，发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恶搞天赋，很多都是和网友闲扯或讨论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点儿现场说书抓现哏的感觉”。那时的乐趣在于写出别人意想不到的文字，网友赞扬，他就“人来疯，再写点儿”。

网络文学研究者高寒凝曾这样评价他：“如果说标准的‘网络作家’定义是在商业文学网站上进行VIP付费连载，并基本上保持日更的作者，那么马伯庸从来都不是网络作家。但倘若把这个定义拓展到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作者，那么马伯庸又是典型的网络作家，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远离过互联网文化。”或者可以说，马伯庸是初代伴随网络一起成长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沟通感、亲近感和共享感，而不是自说自话。

马伯庸也说，分享是自己的本能，每每看到好玩的东西，即便不写成小说，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八卦讲给别人听，他都觉得特别有兴致。

正经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同样是几分恶搞和杂糅的一脉相承。那时他为写毕业论文犯难，为了逃避，床边放着陈寿的《三国志》和福赛斯的几本小说，百无聊赖，几本书轮番着看，有点儿困，迷迷糊糊中这些书交叠在一起，他的脑子打了个激灵：按照冷战间谍小说风格写一个三国故事会怎么样？试着写了几段，发现挺酷，就兴高采烈地写了下去。

2006年，当《风起陇西》出版，他在后记中细数了影响他的作家：“如果把我称作《风起陇西》的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

如今回看，《风起陇西》里有很多缺憾之处，不过它给马伯庸揭示了一个方法论——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创作空间，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创作一个虚构故事。从此，这种标志性的天马行空成为他清晰的创作路径和独特的文学模式。《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一部部作品沿着这个思路，将历史演义与类型叙事嫁接、融合。

直到今天他的脑洞都没枯竭，因为喜欢阅读，好奇心强，还爱联想。他的眼睛不能“闲着”，上厕所如果忘了带手机，就把牙膏、洗发水拿过来看说明书。写书之前的史料调研，对有的人来说或许是件枯燥的苦差事，对他不是，他感觉那像“寻宝”。有一阵他总看地图，找稀奇古怪的地名，比如东北有阴魂镇、河北有护驾村，一听名字就觉得很有故事。

现在他的文件夹里还躺着二三十个待填的“坑”，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他想写的故事。瓶颈当然有，他说每天都遇到，但他不逼自己，只要卡壳超过10分钟，就马上站起来干点别的，看书，溜达，或者干脆出去跑步。他觉得写不出来和失眠一样，“睡不着的时候不能躺着硬睡”，这个时候应该起来看电视，看一会儿就困了。而灵感也像猫咪，越追越抓不着，别理它，一会儿它就自己过来蹭你脚背。

“把包袱狠狠摔在地上”

《桃花源没事儿》出版的当口，正赶上“见微”系列另一个作品《长安的荔枝》改编成电视剧播出，读者们说，两部作品都像“打工人嘴替”。马伯庸倒没刻意想当嘴替，但在2014年成为全职作家之前，毕竟结结实实上了10年班，自然有小人物视角，写“社畜”得心应手。有时候，看到历史记载他会不由自主地焦虑：“这活儿摊到我身上会怎么办？‘一骑红尘妃子笑’整个过程要怎么落实下去？走什么路线？花多少钱？朱棣迁都这么大的工程是谁负责？”

带着这种思维，历史上很多事件都会有全新的角度。我们不再关心这件事情谁能够享受到，而是关心这件事情谁来做。在马伯庸看来，只有了解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所承受的痛苦，所怀有的愿景，才能够理解一个时代。

他到现在都记得在一个“三国”主题展览上看到的两块铭文砖，其中一块时间为黄巾起义前14年，砖上是工匠刻的话，大意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现在我就等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跟你们算账。”另一块砖的时期约为吴国被灭后，它写着“晋平吴，天下太平”。它们解释了三国乱世的起源和三国乱世的终结，也让马伯庸有种强烈的感受，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需求，最终会汇聚成历史趋势。

透过这样的平凡人滤镜，马伯庸在历史中找到和多数人际遇相同的人，自然在读者和观众里产生很多共鸣。随着年龄增长，他甚至觉得以往作品里的人，都还不够“小”。《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是小吏，应该算中层；《太白金星有点烦》的李长庚就更是中高层、高管。于是在《桃花源没事儿》，他想和大家聊聊真正的“牛马”、普通人的人生。

小道士玄穹天生穷命，只要一有横财，必定天雷劈下。他啥钱也不敢挣，只能去桃花源当俗务道人，老老实实领工资。每日面对的都是调解邻里争执、孩子打架、夫妻口角之类的琐碎活。“大家都想中大奖、发横财，但其实多数人是没这个机会的。”马伯庸感慨，像玄穹那样每月二两三钱的菲薄俸禄，才是人生常态。

这样的玄穹，嘴上喊着“不卷”却躺不平，一边怨气冲天、偶尔发癫，一边行善积德、尽职尽责。桃花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更多是窘迫的百态众生，书名里的“没事儿”就蕴含着日常的辛酸。马伯庸总结过：“人什么时候会说‘没事儿’啊？啪，摔个大马趴，别人过来扶，你说‘没事儿’。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回家妈妈看出来，问你‘怎么了’？你回答‘没事儿’。人都是遇见事的时候，才说没事儿。”

人到中年，马伯庸觉得人应该与世界和解，“生活中突降横财或泼天流量，对于一些日常处境里的个体来说，可能并非好事，如果接不住或德不配位，很容易被反噬。”在他看来，强求溢出的欲望，不如接纳当下的日常，好好经营已有的生活，至于事儿，慢慢总会过去的。

对于小人物的关注，马伯庸觉得这其实是个大趋势。大概从10年前开始，他就注意到，无论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开始转向微观视角，大概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碰到的困惑也多，我们会不由自主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但是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上都是帝王将相，那玩意儿普通人也学不了，那么自然产生需求，这种需求最后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更多研究者和创作者”。

这几年他看了不少历史学家罗新和王笛写的书，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不断把视角拉低，毕竟普通人才是历史的承载者。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马伯庸的作品拥有大量读者，也格外受到影视界的青睐，他觉得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因为刻意迎合通常没有好结果，真实地展现自己的三观，那么自然有志趣相投的人找过来。

几年前，马伯庸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一个有趣的历史小说作家”，生产的是消遣品，没有达到文学的程度。今天，他对自己的定位并没有改变，但史书读得多了，又写历史小说这么多年，肯定会产生更深刻厚重的表达欲望，也会有些追求。所以，2022年，他写了上、下共四本8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医》。

也正是因为《大医》，读者开始有更高期待。《桃花源没事儿》出版后，就有铁粉在豆瓣向他喊话：“我要大菜！”

可是马伯庸又很警惕自己的“追求”，所以在《大医》之后，他跟自己说，“我得轻一点了，我得减重”，于是写了《长安的荔枝》和《太白金星有点烦》。他当然对自己有技术上的要求，“不能邋里邋遢随便划拉一个潦草的东西给读者”，但是如果要求他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小说家，而且应该“越写越大，越写越恢宏，要写成史诗一样”，他坦白：“我其实挺怕这样的。”

他还记得自己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今天写个历史，明天写个架空，后天写个奇幻……无拘无束，肆意妄为，写作是巨大的乐趣所在。也正因为从网络起家，马伯庸觉得自己没有“偶像包袱”，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当年写作时的自由自在。

但一个人，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背上包袱的。所以马伯庸又拿出《桃花源没事儿》作为新作，在创作过程中提醒自己年轻时写作的状态，用这部作品“打破包袱”，“把包袱狠狠地摔在地上”。只有这样，写作才会一直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