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导盲犬进入博物馆的问题上，不妨秉持弱者优先和最大公约数原则。

文 | 王言虎

“导盲犬为啥不能进博物馆？”这个诘问再一次在现实中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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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温州盲人小伙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视频称，他想带导盲犬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却被博物馆工作人员告知“宠物带不进去”。小伙解释，导盲犬是工作犬不是宠物，工作人员的回复是“动物带不进去”。视频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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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记者联系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盲人等特殊人群如果单独来到博物馆参观，可以携带残疾证和身份证到窗口处登记，通过无障碍通道进入博物馆，入馆之后也有志愿者可以提供协助，不过建议特殊人群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前来参观。根据博物馆入馆须知，导盲犬的确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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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博物馆不允许导盲犬进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因为对于盲人来说，导盲犬就是他的“眼睛”。失去了这双“眼睛”，盲人将寸步难行。但陕西历史博物馆对盲人参观，也并非没有替代方案，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派志愿者协助参观，如果带了导盲犬也可以负责看管。客观来说，博物馆的考虑还是周全的，许诺的服务也是人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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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进不了博物馆，并非工作人员刁难，而是因为“博物馆展陈空间比较密闭，展厅观众相对比较密集”，如果导盲犬进入，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与其他参观者的恐慌。所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个规定，其实是权衡各方利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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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的规定也很难说违反了上位法。关于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残疾人保障法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均有相关条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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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则明确，“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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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这两部法律法规，虽然明确了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但因为相关条文语焉不详，譬如是否涵盖所有场景，不同场景有无区别，应不应当、如何配备辅助配套措施等，都没有明确表述。而且，“应当”而不是“必须”“不得”的措辞烈度，也意味着，这些规定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更多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倡导，这就给了公共场所自行解读、自主裁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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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可以看到的是，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限制正在逐步解禁，不少地方的公共交通立法，都明确允许盲人可携带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对于风景区、博物馆这样的公共场所，各地基本还是没有明确说法，具体执行因具体场所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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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博物馆而言，像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是允许持有工作证明的导盲犬入馆的，而像布达拉宫、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以及此次陷入争议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则明确表示禁止导盲犬进入。还有大量的博物馆，在公开管理规定中，则完全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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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立法上的审慎，还是从各地博物馆的做法来看，这种模糊性，很可能源于一种小心翼翼的“刻意为之”，因为，“该不该让导盲犬进入博物馆”这个问题实在太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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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残疾人有平等参观的权利，导盲犬作为他们的辅助工具，应该得到足够支持；另一方面，博物馆又是特殊公共场所，“文物保护”是第一原则，同时也要保障其他人的参观权益，如果不加任何考虑地放行导盲犬，也可能会造成文物与其他群体权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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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不该让导盲犬进入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多边利益话题。在评判博物馆行为时，既要考虑残疾人的权益，呼吁为他们畅通参观渠道，也不能简单流于“政治正确”，忽略了文物保护的脆弱性与其他游客的权益。任何一项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都必须综合权衡各方因素，很多时候没有最优解，甚至只能求取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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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导盲犬进入博物馆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博物馆应该把握两个原则：首先是弱者优先原则。如何对待残疾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水位。博物馆应在综合考虑文物保护、客流密度及管理能力的基础上，制订详细可操作的方案，尽可能为导盲犬进入博物馆创造条件；如果不能，也要安排好志愿服务，陪同残疾人参观，并管理好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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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最大公约数原则。残疾人需要人道关怀，但不应该只是同情弱者，却忽略了其他人的权益。在人流极端密集或脆弱文物区，应该切实考虑现实因素，充分评估是否应该让导盲犬进入，以及进入之后的后果。换言之，哪怕允许导盲犬进入博物馆，也不宜一概而论，最好分时段、分区域，灵活动态调整，做好管理服务。这也是国外许多博物馆的共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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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残疾人友好型社会，是一个长期议题，需要逐步实现，谨防流于情绪化与道德化。具体到现实层面，这可能还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调整细化，社会网络提供更完整的支持，以及博物馆探索创新更灵活的管理，多方努力之下，方能让残疾人的公共场所权益得到最大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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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新京报评论员 王言虎

编辑 / 马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