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人民的火热生活是赵树理创作的丰富矿藏，也是他的创作实践能够在当下得以运用的重要原因。图为赵树理（左）与群众一起劳动。资料图片

    通过用心观察、分析和研究人，赵树理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图片选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小二黑结婚》。资料图片

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投下的光影，常常能暗香盈动地反哺现实。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是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公安局嘉峰派出所将赵树理作品中化解生活矛盾的具体办法进行总结提炼，再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形成“赵树理调解法”，引导当地百姓不仅要“树礼”，还要“树理”。今年4月23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上，“赵树理调解法”受到关注。

  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何以能够转变为社会治理方法？文学与生活如何相互依傍、相互渗透？作者如何锤炼作品的耐久性而使之成为时代的活水？作家如何构建见微知著而且丰厚开放的生命磁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不妨重新读读赵树理。

对乡土社会运行逻辑精准把脉

  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锻炼锻炼”》《三里湾》等，赵树理的叙述谱系聚焦的始终是他在工作中直面的具体问题。这些特定语境下生成的现实经验，经文学转译后如历史的后视镜般，成为思考现时与将来的一种方式。对于这种文学的预见性，孙犁说过：“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

  艺术的预见不一定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创造者的直觉、见识和经验，以及严密的逻辑关联所建构的事实依据。这样的叙事模型所具备的智性，能在历史重复出现的现象中，凝练出超越时空限制的基本规律。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着这样的机缘，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发酵，蕴藏不竭的原动力。小说的故事要拥有生命活力，考验的是作家对历史、伦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认知和判断。赵树理文学投影于现实的奥秘，在于作者深入生活现场的同时，忠实于内心对事物的微妙感受，进而形成精确描摹现实的心灵标本。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法理”和“情理”的融合是他处理冲突与纠葛、撬动旧有秩序与历史沉积的钥匙，这也为处理当下乡村纠纷带来启示。嘉峰派出所对赵树理作品中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法进行创造性运用，制定出“法律解读+利益平衡+情感疏导”的具体方案。

  “法理”即政策法令和组织制度，是在伦常中斡旋的硬性杠杆。《小二黑结婚》生发于赵树理1943年在左权县驻村调研时的婚姻案例。两个年轻人的自由恋爱是合法的，却不被当地村民同情。赵树理改写原本的悲剧结局，将视点落在《妨害婚姻治罪暂行条例》颁布后婚姻实践应有的形式。区长以婚姻自主的法令来教育二诸葛和三仙姑。通过小说演绎“法理”、重建乡村秩序的同时，赵树理发表《休想钻法令空子》等系列短论，表明“谁也不能有法外的特别权利”。在当时闭塞的村落，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往往是物质实利，以及家族、血缘、姻亲等。在处理日常纠纷中起支配作用的常常是《邪不压正》里长工小昌所说的“势力就是理”。如何打破以金钱、习俗等参数所形成的权势枷锁，让“法理”在乡村自足的“超稳定结构”中突围，是赵树理“一村一幅画”叙事序列的重心所在。

  “情理”指涉伦理情感，是维系作家与乡村社会的天然纽带，也是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内在变化的柔性力量。赵树理曾经提到“如何同农民交朋友”的第一点经验是“从情感上尊重和关怀乡村人民”。《地板》中王家村为解决地主王老四和租户们的租佃纠纷，依据法令订下租约。村长特别强调：“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止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而要“打通思想”，弥合个体在现实境况中的心灵龃龉，则需要以情感为缓释剂。

  “法理”和“情理”的兼顾，用以化解乡村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是赵树理对乡土社会运行逻辑的一次精准把脉，是对普遍性规律的一次文学讲述，从而让形象化的故事蕴含的道理超越一时一地，在当下依然鲜活，依然可以接地气，从而具有借鉴意义。

长期浸泡在生活的海洋里

  赵树理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沉在生活之中，触摸生活现场的脉动，是他的一条宝贵的创作经验，也是他的创作实践能够在当下得以运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他能够将社会现实圆融地纳入作品世界，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得益于“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人民的火热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赵树理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把生活当作大海，“成天在生活的海洋中泡”。1930年代，他提出“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1949年他在《也算经验》中强调创作素材、主题及语言都来自群众生活，1950年代他“决心到群众中去”，1962年《做生活的主人》的发言中他思考的仍是“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他的文学作品，是在生活之树上长出的一粒又一粒饱满的果实。所以，这些果实不仅可以满足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在生活现场直接地加以“使用”。

  如何掌握生活的真相、捕捉现实的表情，并将之汇聚成时代的集锦，是作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赵树理深入生活的经验是“久”。浸润在生活之中而与人民产生骨肉相连的情感共振，是“久则亲”；在集体与个体的平衡中捕捉现实的全貌，是“久则全”；从容地阅览世间万象并且寻找贯通事物运行的原理，是“久则通”；在千头万绪的事实中提炼出简约而深刻的方法，是“久则约”。

  赵树理对农村现实的持久体认，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回返地。曲折的生命旅程，使他深晓农民的生活方式、观念逻辑和心灵状态等。赵树理在儿童时“上过村学，放过牛驴、担过炭、拾过粪”，他的家庭“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为谋生他当过差役，在邮局糊过信封。他将心比心地体察当时农民生活的艰难滋味，他的作品多关注工作中遭遇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了破除农村里“出租土地不纯是剥削”的错误观念，他写了《地板》；为了反映农村合作化中文化人才的短缺现象，他写了《小经理》；为了打破农村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陈旧观念，他写了《传家宝》……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并非以体验的方式接近所要表达的生活，而是内在于乡村社会结构中，并以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扎根现实。在和人“共事”时，他并没有走马观花和冷眼旁观，而是切实地参与农村的生产劳动、治理等事务。为解决他人的思想疙瘩，他经常“耐心的解释，甚至一连搞四、五黑夜”。对现实生活足够虔诚和尊重，从而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地道与醇厚的质地。

  借鉴赵树理的创作方法论，嘉峰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持续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认识到，入户走访不仅是信息收集的过程，更是矛盾化解的重要契机。他们借助走访积累的群众基础与信息优势，构建“走访+调解”工作模式，在获取矛盾纠纷线索的第一时间，充分运用“赵树理调解法”，联合社区干部、网格员等多方力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

用心观察、分析和研究人

  如果说“法理”和“情理”的融合是赵树理处理纠纷的一把钥匙，与生活现场同频共振是他的艺术源泉，那么用心观察、分析和研究人是他的作品抵达现实的门径，而这样的方法在当下基层治理中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赵树理认为作品并非世事的叠加，也不可为迁就某个主题而“缩小普遍性”。叙事的得心应手，在于掌握材料构成的思想规律。要构筑涵盖现实的文学地基，需要以心为燃料，对所表现的生活“由表及里全部都感受过”，对所描写的人多了解、多理解，并且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可以说，“赵树理调解法”就是这份心迹的现实倒影。它促使当下基层工作者保持为民情怀，调解矛盾和冲突时耐心考虑当事人的情绪与心态。

  赵树理在纷至沓来的芜杂事实中，攫取大千世界的生活原态，将其孕育为文学的丰富宝藏。更重要的是，文学意义的锚点是出于本心。他以平视的姿态，自觉而执着地描摹人与事的细部。在“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时，赵树理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听不懂就修改。他向《抗战生活》的编辑请教“叙述与描写”的区别，也是出于对农村人听书习惯的考量。他多次强调自己的创作“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他习惯于使用鲜活的口语，力求语言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笔调幽默、轻快，从而赢得更普遍的读者群。对语言风格的追求，也是基于对“人”的在意和关注。《李有才板话》借助快板这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文艺样式来评述村中人、讲述村中事、描绘村中景，易于引发群众共鸣。对现实生活的感同身受和对人物品性的了然于心，构成赵树理对事实编码的深层脉络。

  嘉峰派出所致力于将赵树理的文学艺术回归生活，比如从《三里湾》作品中，提炼出“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能不够”“小反倒”“糊涂涂”六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典型形象。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他们能懂的理，解他们心里的难，这些方法在工作中使用起来颇有效果。2023年11月，“赵树理调解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孙犁曾评述赵树理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又说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或许，这就是“赵树理调解法”葆有厚度、力度、深度和温度的原因。

（作者：谭宇婷，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