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郭建 　　翻阅一下明清小说就会发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明清小说惯用的套话。比如《西游记》第七十回里提到，孙悟空假扮下书的小妖，向妖王汇报，说是被国王痛打了三十腿棍，“幸亏那两班谋士道‘两家相争，不斩来使’，把我饶了”。《水浒传》第六十九回中说梁山向东平府借粮，守将董平听了大怒，要将下书的梁山好汉郁保四、王定六斩首，被程太守阻挡，说道：“不可！自古‘两国争战，不斩来使’。于礼不当。”

列国交往的惯例

　　使节的人身安全受保护，是一项很古老的政治惯例。早在春秋时期，诸侯派出的外交使节的人身安全就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最著名的事例是《左传》中记载的一场因为使节被杀而引起的战争。 　　公元前596年，楚国派申舟出使齐国。申舟行至半道，被宋国执政华元设伏杀死。楚庄王为此“投袂而起”，出动大军包围了宋国国都整整九个月。宋国派出使者到晋国告急，晋国上一年刚被楚军打败，不敢冒着与楚国全面冲突的危险出兵救援，只是派解扬为使者劝宋国坚守，不要投降。 　　解扬经过郑国时，被郑国抓起来交给了楚国。楚庄王亲自接见解扬，企图买通他，要他向宋军喊话，说晋军不会提供救援，以断绝宋军的希望。解扬起初不同意。经楚庄王几次威逼利诱，解扬才答应下来。可是当解扬来到了望城中的楼车上时，却大声疾呼，说晋国援军不日就到，请宋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楚庄王大怒，解扬说：“我答应你的条件只是为了实现使命，现在使命实现了，请立刻处死我。”楚庄王无话可说，反而释放他回晋国。 　　长期围困而无战果，楚庄王打算退兵。可是，申舟的儿子申犀拦在车前斥问：“我父亲不惜生命以完成国王的使命，难道国王要食言了吗？”楚庄王无言以对，申犀建议在宋国建造住房、耕种土地，以示要长期占领宋国，这样一来，宋国就会屈服。 　　宋国见楚军不肯撤退，就派华元为使者来谈判。华元半夜潜入楚军大营，劫持了楚军统帅子反，并告知后者：我的国君要我为使者来谈判，现在城内确实已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是如果订立城下之盟，则情愿举国牺牲；贵军退到三十里外，我国唯命是听。子反就在睡床上保证能够做到。第二天，子反报告了楚庄王。随后，楚军退到三十里外，和宋国停战。双方保证不再互相欺瞒，而华元作为这项和约的人质，到楚国居住。

后世交战规则

　　在历史长河中，“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确实是一项交战规则，但它并不是一项成文的公约，也不是国家的法律，只是发生冲突的各方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加以遵守的惯例。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时两国使节以礼相见的故事，便是“彭城相会”。 　　公元450年，南朝刘宋与北魏发生战争。刘宋发起北伐，先胜后败，战略据点彭城(今徐州)被包围。江夏王刘义恭率领军队死守彭城。北魏太武帝想一举打过长江，便派出李孝伯为使节进彭城劝降。刘义恭派张畅为代表与李孝伯谈判。张畅和李孝伯都是当时的“名士”，尽管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但他们在谈判中仍然文质彬彬、礼貌周全。 　　李孝伯携带了北魏太武帝赠送给刘义恭的骆驼、骡马以及貂裘、葡萄酒等北方的土产食物，到了彭城的南门。张畅打开城门，也不带随从，出城与李孝伯相会。李孝伯交代了带来的礼物，张畅也转交了刘义恭送给北魏太武帝的礼物。一番带着机锋的寒暄过后，李孝伯将话题转到主题上，他向张畅说明了形势：“魏主的从弟永昌王，亲领精骑八万，驰骋淮南，贵方的寿春城长时间闭门自固，不敢相御。贵方大将刘康祖的脑袋，已经送进寿春。守将王玄谟只有很普通的能力。贵方派的将军如此任使，奔败众多。我军自入此境七百余里，贵方作为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是个险阻之城，贵方守将崔邪利被我军前锋一压，就逃入洞穴，被我军将士倒拖出来，魏主赐其生命。贵方何必轻易又派出马文恭来守萧县，难道又想使他望风而逃？百姓也怨恨贵方，说平时只知道征赋征税，到了急难之时，不能拯救百姓。”张畅回答：“我们知道永昌王已过淮南。不过我们的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只是当个前锋。崔邪利也只是派去抚慰新收复地区的小将。魏主发动全国主力来对付，有什么可以夸耀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应当互相加以抚恤，而魏师入境，肆行残虐，事生意外，由彼无道。官不负民，民何怨人。”李孝伯说：“魏主如果不围彭城，直接渡江，当南饮江湖，只是解渴而已。”张畅说：“去留之事，那是贵方自己的打算。不过我想天道不会允许虏马饮得长江水。” 　　李孝伯言辞华美，张畅应答如流。这次谈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可双方的礼节及言辞，一直被后世誉为战场佳话。

斩来使表示绝不妥协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冲突的各方认为要和对方血战到底时，就会采取斩来使的办法来表达绝不妥协的态度。这在历史上也有着不少事例。比如南宋晚期，王坚守卫钓鱼城，为了表示绝不投降，将蒙古大汗蒙哥派来劝降的南宋降臣晋国宝处决于钓鱼城阅武场。这激怒了蒙哥，对钓鱼城发动了长期围攻，必欲灭之而后快。直到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方面各首领为争夺汗位而撤围。 　　综上所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只是一个没有强制性的习惯，不能当成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约来认识。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上卷）：透过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