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这件文物年代为1944年，质地为皮革，长55厘米、宽30厘米、高15厘米。是“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成员徐笑奇，在1944年底执行一次潜伏任务时使用的手提皮箱。

代号406的徐笑奇

徐笑奇原名莫孝贞，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的一个富裕家庭，1939年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她各门功课都很好，唯独日语考零分，任课先生黄容林问她为何不学习日语，徐笑奇铿锵有力答道：“因为我不想学习敌国的文字”。

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这个原本由西方列强瓜分的冒险乐园逐渐被日寇独吞。时任上海私立女子中学教师的黄容林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注意到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徐笑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教育，徐笑奇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材料。但随着日伪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从事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也愈发危险。为了安全起见，徐笑奇在党组织的掩护下，悄悄地来到了苏中海门，改名莫奇，并于1941年1月参加了新四军，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仍从事交通站的情报工作，期间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4年初夏，徐笑奇不幸在敌占区被捕。因为伪军看她口音和当地人有异，又不像农村姑娘五大三粗，于是强行将她抓走。伪军的营长不怀好心将徐笑奇绑回家，碰巧撞见了营长的“正房夫人”，惹得“正房夫人”大为光火。于是在营长夫人的极力阻拦下，加之徐笑奇百般讨好，终于万幸得以脱身。逃脱不久后，徐笑奇在组织安排下加入了“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

“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是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潜伏在驻扎宁波的日寇宪兵队思想课，负责搜集情报、营救战友、筹集经费、采购药品及转送紧缺物资至前线。

宁波日本宪兵队思想课，主要任务是推行“大东亚共荣”的思想，利用汉奸密探刺探情报。“400小组”组长周迪道，代号401，化名朱人达，作为日军密探潜伏在宪兵队思想课。徐笑奇代号406，化名徐国芬，与朱人达假结婚，扮作朱家太太。其余的小组成员，以朱家为联络点，潜伏在日伪各部门。小组政委乐群，代号400，则负责上级与“400小组”之间的联络，经常以“表姐”的名义来“走亲戚”。

1944年底，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了一批火药用于制造手榴弹，但苦于日寇封锁盘查极其严密，无法将火药运送出去。于是组织将运送火药的任务交给了“400小组”。虽然“400小组”长期潜伏于日本宪兵队中，这个任务依然难于登天，因为宁波当地也处于日伪的严密封锁下，没有合适的理由，出宁波城都费劲，更别说去上海了，况且火药属于违禁品，一旦查到就是死路一条。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组长周迪道赶紧表示：我和太太都没去过上海，也想跟着木场太君一起去“白相白相”。如果同意的话，来回费用我全包。得到木场同意后，周迪道和徐笑奇顺利的来到了上海，并取到了炸药。为了将炸药瞒天过海安全运回，他们买了一口手提皮箱，下面垫上衣服，上面再盖上两件，中间放火药。

回宁波那天，徐笑奇他们在车站遇上了险情：火车站入口处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打开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如此盘查岂不是要暴露了？当时才20岁的徐笑奇一边拎着箱子一边极力控制情绪，表面上和周迪道谈笑自如，内心紧张万分。突然之间周迪道瞥见同行的“太君”木场空着手，便顺势将箱子塞到木场手里：“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

木场本能地接过了箱子，掂量一下觉得有点重，问道：“朱人达（周迪道化名），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发财啊？”

周迪道顺水推舟，做了个鬼脸：“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木场就不再说什么，由他拎着箱子。日本宪兵看到木场就敬礼，于是箱子免于检查，直接带着从一个边门进车站。在火车上也有多次临检，但箱子始终在木场身边，检查人员也从未过问。就这样，一箱火药顺利带回宁波。周迪道又打通关系，从水路把火药运到四明山根据地。

这口箱子之后一直由徐笑奇使用保存，在2012年徐笑奇逝世后，由其子女于2015年9月4日无偿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希望这口箱子向更多人讲述新四军和“400小组”的潜伏故事。

以上资料由新四军纪念馆提供

通讯员：潘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