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先生著《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内容分为三卷，卷一为课程、讲座文字整理稿，卷二为国家博物馆藏铜镜品鉴，卷三是为公众所写的铜镜科普文章与书评。共计25万余字，400余幅图片。

拿到此书，粗略一览，只觉得资料列举精确详实，再翻，发现脚注在靠前、靠后的章节几乎没有，只在中间部分密集出现，便觉得应该符合我对休闲读物所寄予的“矛盾而拧巴”的预期——期望着它的学术，又怕它太学术。业余时光所期待的阅读体验，是解乏、轻松而又有所充实收获。如果说学术术语是行业的无形门槛，那么资深学者凝练而又时常会兀自以为不言自明的推理过程，更是筑起不同学科与行当之间的藩篱。太过于艰涩的成长需要过程与时间，我至少会为这个阶段中的自己，特别制定出适应精神紧绷状态的时间规划。至于休闲，那自应该有闲适的状态。书目应定位而筹划诞生，那么生活的律动、时间的节奏，当然要适从不同的书籍。

《飞龙在天》的主要内容

此书卷一，是作者多年来面向公众与爱好者讲授线上课程与科普讲座文字整理稿。既然是课程与讲座整理稿，作者当然会对结构进行过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设计，又因为来自于口语的行文，语言风格直白、质朴。一来内容不费解，二来文字不拗口。像我，舍不得在业余时间花费艰深的脑子，既想读点货真价实的真东西，又想经历理性而平静的思考过程，真是太合适不过了。更为开心是，可借此补齐那些因为上班、或者惰于奔波而不得不错过的讲座，至于少量线下听众专享的讲座内容，那更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这部分内容，先有统观概览式地揭示美学规律的讲稿，介绍整个铜镜发展史中龙纹形象的转变过程，后有重点介绍战国、两汉时期，即铜镜上龙纹孕育成形期出现的特色铜镜，如汉代大方镜、特种工艺镜及有铭汉镜。整章的布局安排，自多个时代的记述到个体案例，又扩展到全面审视，有着“面—点—面”的节奏张力；自审美的高度规律总结，经过经典、特点的重点阐释，又回落到接地气的个体审美鉴赏，有着“高—中—低”的逻辑线条；而讲座的结构范式，从规律的阐述，到个例的探究，又到鸟瞰式的鉴赏品评，有着“广大—精微—广大”的学术基调。

卷一名为“飞龙”，是源于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对于广大的听众与读者，对于盛情邀约的博物馆等机构，作者给予了心中那个“大人”的位置，谦卑地将这么多年珍贵的学术成果，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飞龙”，呈现在他认为神圣的学术氛围中，那正是他心中的“天”之境。从卦辞看，“飞龙”处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稳重成熟阶段的状态；其下一爻，“或跃在渊”，还是龙跃渊潭，不知深浅；其上一爻，则“亢龙有悔”，自大满盈，悔之不及。可见，在作者心中，这部分积淀多年的学术成果是感到成熟自信的内容。将其放于书首，借喻飞龙“在天”，对此部分的学术价值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作者所选择的这些课程与讲座，如同其他知名学者的讲座一样，总是一座难求，这与观众的心理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读者而言，选择阅读严肃学者来对自己进行认知科普，最重要的心理驱动就是要求得可靠。而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获得感。

如果可靠归功于严谨的研究范式，那么获得感就来自通俗的陈述方式。有深度的通俗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为了达到通俗的效果，最为常见的办法就是以松软的大白话，用故事、类比、简化等方式来稀释内容本身。这样一来，真材实料的论据密度与论证过程都会被大打折扣，反而会让“可靠”感悬停于半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在科普读物的感观里，可靠感与获得感，是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不求两全，只能调和。而科普讲座是否也同样要向通俗让步呢？

在这样一部以科普为主旨、以课程与讲座为主打内容的读物里，我们看到了作者以“干货密度”而进行的学术不妥协。他没有牺牲掉任何资料的详实与精确度，而选择了一种更为耐心的方式。例如，在《楚天汉镜》一文中，他这样解释特殊工艺镜：“与一般工艺镜相对，是指一些特殊工艺如透雕、鎏金、贴金等技术制成的铜镜，它代表了当时制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专业词汇处驻足，做行之有效的解释——平行概念，具体所指，特殊价值，三个分句读过，我已然具备了自己使用这个词汇的能力。

与之同步的是，作者用一种更为丰富、学术的方式，为提升体验、迁就趣味做出努力。如在对特殊铜镜按部就班的介绍过程中，作者特意挑选了一些来自于文献记载、颇有趣味的民间传说，而在介绍晦涩抽象的感官美学时，也出现“像慈禧的长指甲”这样的类比描述。在关键处精确干练，陈述时平实朴素，阐释时又亲切通俗，在这样的陈述讲解中，铜镜本身所承载的市井之俗、文人之雅仿佛都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该书卷二，是作者在国家博物馆藏数量庞大的铜镜中以文物考古研究学者的专业眼光，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精品。根据作者的总结，国博馆藏铜镜的特点是数量巨大，有着“时代蝉联、工艺上乘、题材广泛”的特点。这平平无奇、朴实简练的几个词汇，不但是对国博大量铜镜素材总体规律的总结，也是作者撷取精品的基本遵循。

从时代、工艺与题材三个特征入手，将最能体现国博铜镜时代跨度、工艺精度与题材多样化的铜镜，从海量的基础样本中筛选出来。这个过程不同于艺术品鉴赏，因个人喜好而形成的风格偏向。这种看似简单、枯燥的甄选工作，事实上是客观而冷静的学术陈述。若没有对国博馆藏铜镜资料的大规模梳理过目，若心中没有积累过更为丰富的大量铜镜样本，这样的工作是难以着手完成的。这也体现出学术认知传承有度、持续发展的生命力——站在学术的全方位视角上，对于铜镜综合而复杂的认知，始终在探究发展中前行。

作者将卷二称为“跃龙”，取自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之意。前文所提及，跃龙是事物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前的一个状态，可见面对浩瀚的馆藏铜镜资料，作者的姿态是谦卑的。作为铜镜领域的研究者，他将这批精品铜镜整理介绍出来，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尝试，未来还可以对它们进行更充分的发掘。现在的研究如同反复尝试的“跃龙”，到成熟自信的“飞龙”，仅一爻之遥；那基数庞大的馆藏储备，代表了物质文化精品层出不穷之渊薮。从“渊薮”中一跃而起，依赖的就是国博学者那倾思起笔的龙之“一跃”。

正当我一面一面认真品读着卷二部分的铜镜，心里开始暗自感慨作者在日常研究中，如何忍耐这近乎平淡如水、日复一日的学术探索时，手又翻及《引言》结尾处，感受到行文节奏的突变。篇幅简约，词句凝练，四字相衔，寥寥数笔，将一段心路历程呈现。言不在多，足以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炙热，而其真正的文笔性情与底功，就在这不经意之间展露出来。从简约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性格底色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而在他的论著中，哪怕是科普小品，也表现出以条理、规范为主导的理性风格。可见，严谨治学、平实可靠是作者对自己的写作要求，而将治学升华到生命之美，是作者不懈的追求。毫无疑问，对于美的品鉴，可能不仅仅是他学术工作的一部分，而更可能是他在意与享受的生命历程。

在文物渊薮中爬梳，将典型的铜镜一面一面地研究、展示出细节特征，这是作者的习以为常的做法。作者在《飞龙在天》一文中讲解龙纹转变历程时，将各个时代的龙纹美学特征做了细腻的概括性阐述。在卷二铜镜介绍中，作者面对具体的个案也一直保持着细致入微的观察态度。当这些字字珠玑的描述与图片一一对照时，一种可以链接到作者、深刻的美学共鸣产生了。美之于人，是抽象而主观的，而它的表达形式常常托付于简单而客观的载体。美的感念，不单是来自于视觉观察，还附带着更为深沉而复杂的情感。在经年枯燥的学术耕耘中，作者对于铜镜有过多少次微显阐幽的观察，这个过程把陌生变为熟悉，将熟悉变为喜欢，把喜欢变为热爱。枯燥，在人的意志中蜕变为浪漫。

当一种风格、特点被抽象出来，必然需要从大量基础资料中提炼出来。这种将个体观察扩展为对大量铜镜资料的归纳，又从对其归纳回归到个体的过程，是一场相当长的艰苦跋涉。三言两语，惟精诚可至。所谓见识，终归需要持久而广泛的思索，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将方法的使用融会贯通。聪明的结论或许一时风光无限，而智慧的见地终究会持久地启迪读者。

此书卷三，以作者的书评与作品导读为主，搭配了几篇趣味性的小品文，构成一个有着启发引导意味的章节。在这一章中，作者不但用自己的著作导语将洛阳出土铜镜概况进行了介绍，还推介了自己和另外一位作者的两部铜镜著作，由此引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铜镜世界。在这些文章中，不但有作者对于洛阳地区田野考古发掘成果持续关注后的学术情怀表达，也有自身学术经历的回顾，还在细读同仁著作后，认真到为书中的细节信息进行修正。随后，又引出几个很有趣的主题小品文，比如镜子实用的映人那一面是什么样的？唐朝铜镜中有个怎样的月圆世界？河洛地区的龙纹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留下怎样的形象与意识？这些饶有趣味的小主题文章品赏，又次第打开了铜镜研究不同分支的世界，读之仿佛穿越到不同类别的沉浸式主题文化环境中徜徉。

经过本书前两部分的概念形成与基础认知，读者在这一章会感到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异常广阔的资料海洋，又在海洋的一隅发现具有趣味性、探索性、启发性的斑斓之境。原来，科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的授予，更是可以展开时间的一角，有铺垫、有步骤地培养起读者对于一个曾经未知世界的审美、好奇与欲求。

作者将卷三称为“见龙”，源于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之意。与“飞”龙相近，“见”龙也是“利见大人”，可见这两者都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恰当位置、游刃有余的阶段。而两者不同的是，一在天，一在田，虽然发音近似，又是“天与地”阴阳互补的一对。如果说飞龙在天是充分的自我实现，那么见龙在田可谓是实实在在接地气、察实情，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中崭露头角，迎来生机。作者将田野考古成果与研究置于此章，以一种别出心裁的设计，致敬田野考古工作。

任何优秀的学术成就，都离不开基础资料的采集与整理。从飞龙到跃龙，再到见龙，这自鼎盛至初创时期的倒叙，或许正是作者所认为取得成就的来时路追溯。树高千丈离不了根，没有长期深扎猛干的较真儿，便难以支撑鹏展于天的高度。

从龙镜书到《周易》的遐思

我们为什么要去博物馆？我们是怎样感受静物之美的？

静物之美是令人震撼，令人感动的。一件器物，对其了解得越深，越容易沉浸在关于它的世界里。那是一个观赏者所能发现的世界，也是观赏者所能觉察自己的世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参观博物馆后，对展牌与解说仍会有不满足，仍然要不断追问着更多感兴趣的信息。文创市场的热潮给了人们将梦中情物带回家的可能，为人们创造了情感寄托的可能。然而对于深度思考型的观众而言，高度夸张、抽象的造型，并不能满足对细节与真实有要求的持续性观赏。

这本书应科普的使命而诞生，作者对书内图片可谓十分重视。不但图片数量大，细节清晰可见，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特写放大图，均为彩印。这些图片资料的选取，几乎与行文的解说同步，图文相当，充实程度可见一斑。更具创造性的设计是，本书用以包裹内文的书衣，封面与前勒口相连，封底与后勒口相连，各自都向内折一页，四页连缀在一起，形成相当的长度，内面以高清大图的形式，印制了战国、汉、唐、辽、明五个朝代的五幅龙纹铜镜图片。

这种加大印制页幅面的做法，在很多种书的内夹页中会有出现。书中内夹的大幅纸张，一来纸张的质地会相对比较轻薄，容易破损；二来会与书体装订在一起，观赏时总要打开整本书，并不便携。而本书的封面、封底却是质地厚硬，仅在封底处与书体有一侧胶粘。这就意味着，连缀一体的封底封面，可以被轻松从书体摘下，成为独立的观赏对象。而页面交界处的几处折痕，又恰巧提供了册立的支撑。可玩，亦可赏，可谓是适合读书人的巧思文创。

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其独特而又别样熟稔亲切的文化符号。龙的起源悠久，在考古实证中有长达八千年之久的文化续联。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距今约8000年的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全长近二十米，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龙形图案之一。

龙具有通天神力，可谓司雨权威，掌管江河湖海；在十二生肖中位列辰时，恰逢行雨的最佳时机。中国自古便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雨水直接关系农业收成和人民生计。这为龙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文化符号打下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是其与皇权之间产生日益紧密的主要原因。自汉代起，龙纹逐渐演变为帝王专属的政治图腾。皇帝被誉为“真龙天子”，拥有统治天下的神授合法性。自明代起，成为严格的皇家专用标志。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并未使它与百姓的生活相疏离。在民间信仰和习俗中，它是既令人敬畏又让人亲近的瑞兽，也是一种向上追求的精神符号。

龙的整个历史和文化轨迹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隐喻。它同时集众多且强大的象征意义于一身，威严、慈爱、掌控而期盼。它代表着自然伟力，在得到尊崇和恰当引导时能够造福万民。中国人都自称“龙的传人”，这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是中华民族核心文化观念之一。敬虔时，行善厚泽；亵渎时，行恶灾祸。龙的意喻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思想相呼应，而龙的形象本身即是阴阳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怎样传达龙所参与过的漫长的文化史？作者选择了《周易》，原因简短而有力——《周易》为群经之首。从书中得知，《周易》是作者最为喜爱、时常翻阅、又常读常新的经典文献。通常所说的《周易》，包含《易经》与《易传》两部分。《易经》是起源于远古、成书于西周时期用以占卜的工具书；而《易传》是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对《易经》经文进行解释与阐发的哲学著作。后者对前者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简而言之，《易经》直接给予问卜者关于凶吉的答案，而《易传》第一次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凶吉结果，也就是如何行为会对应何种结果。

《周易》扎根于文明起源时期，承载着中国人为实现趋吉避凶、转祸为福而不断进步与改变自我的内心追求，传递中华古典文献里最为深远的文化意蕴。也正是这种追求和谐、正视现实、目及长远的大智慧，才让中国人千百年来以“龙的传人”自居，形成跨越山海的文化认同。可见，作者以《周易•乾卦》来建构这部以龙镜为主题著作的写作体系，构思本身就是一场别有深意的文化解读。

在宏观层面上，本书作者铺陈、甄选着大量材料，并归纳、总结着规律；在微观层面上，作者观察入微，细致地描绘着眼见之实，回忆着沉淀于民间的传说故事，也追寻着那些尘封于历史深处的文献记载。对于文物研究而言，将爬梳、咀嚼过许多遍的资料联缀起来，似乎对于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新手不失为一种拾人牙慧的智慧。然而历史广阔，时空无垠，人际交错，认知总是要持续走向深入。每一次新思考的方向，新资料的使用，新证据的发现，都会推进已有研究走向深入的扎实一步，我们对于历史、社会、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持续走向深入。这便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我曾经读过作者为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撰写的纪念文章，将孙先生一生的学术之路总结成为“致广大，尽精微”。广大与精微，看似背离甚远，实则一阴一阳，对立统一。一方面，作者以“广大与精微”总结了孙机先生一生的学术方法；另一方面，也以事实阐释着这样的一种观点：“致广大，尽精微”是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正如作者在《镜子是个两面派》一文中发出的感慨：镜子“正衣冠”的正面与用来“观察品赏”的背面，在穿过历史时空后承担着各自的重要价值。虽然功用不同，却相依而生。如若不是背面的美丽，也如同它没有正面的功能一样，都不会被任何时代的人们重视珍藏。

这正是广大与精微的关系。《蒙文通学记》，也是作者在讲座与书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著作，书中说到研究的开始必然需要广阔的视野和通览的基础。这份“广大”的认知，是由无数次精微的累积总结成的，也是通向更多精微的必经路途。没有对精微的积累、整理、分类、总结，便不会形成广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视角；没有俯瞰过整体的通性，便无法对其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性加以辨别、比较研究。越是宏大的视野，越依赖于素材与资料的充分与多样，越是见过大量丰富的实物资料，越容易对眼前的细微末节形成特别的观察与深度思考，由此可能反哺宏大的认知。从来没有脱离过广大的精微，也不曾有未历经精微的广大。广大的结论，立足于精微的体察；精微的探究，根植于宏阔的认知。这是作者致敬前辈时所做出的总结性叙述，事实上更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心得。

只问耕耘

毫无疑问，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在撩拨传统从业者的神经。

2025年春节期间，Deepseek迅速火爆网络，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对文、理、艺术的未来展望的通行观点，已然从精英群体发展成为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未来，知识本身并不重要，提问的能力比知识更为重要。

如果说知识已然可以在这个时代自行获得，那么我们期待在科普讲座中获得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中放弃自行探索的乐趣，追随主讲人的思路？这部以深厚的专业底功撰写的科普读本，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山呼海啸般的信息浪潮中，信息的鱼龙庞杂、不假分辨，与知识的易得性成为同一时代背景下相爱相杀的硬币两面。寻找可信、可靠的信息源，成为节约时间、精力成本的不二法则；与此同时，具备相当脑力活动量的获得感体验，也将严肃学术的科普工作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在对现行已知的目标对象进行阐述时，我们自行搜索到的知识点与长年深耕的学者拿出的知识点有何不同呢？

第一，人工智能确实可以瞬间给出多个搜索选项，并标注信息来源，但是对于信息的判定以及认识的深浅是无法进行裁定的。在深耕多年的专家眼中，我们搜索到的新知已然是使用多年的常识，而宽广的眼光与厚博的积累，不但可以清晰呈现知识点之间的脉络体系，还可以有效甄别推理与逻辑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比如在本书中推断大方镜是一面穿衣镜，有着日常的实用功能，而不是祭祀功能，这个推断来自于这座墓葬陪葬坑不同坑口的器物分类。大方镜并没有被放置于祭祀用品的器物坑中。有据可查、底气十足的推断，是完全依赖于证据说话的，这也就是考古学科的基本精神。

第二，可以精准锚定有价值的知识点。比如对铜镜的挑选，以及同类器物的对比。人工智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搜索的时间，但是大模型本身还没有学习到、涉及的专业领域，素材与资料也是相对匮乏的。对于成熟的学者而言，在匮乏的现状中寻找资料与线索的蛛丝马迹，是惯以为常的事。作为本专业领域的资深学者，必然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保持着持久的热忱。经年的积累后，新生力量还在对海量的资料呈现出来的朴素规律饶有兴致时，资深的学者已经可以将细微的特征进行深度解读。毕竟，一切的研究都是比较研究，有了相同的大多数，才有了不同的特色；有了相同的大时代，才有了不同的时期转折。

第三，资深学者的知识储备，有着更为广阔的视域与深度，足以以点带面、鞭辟入里。例如，在介绍铜镜镜铭时，本书作者会对镜背上不太好理解的铭文进行翻译，尤其是在同字同词的古代与现代汉语出现异义的时候，会将当时的语义特别加以解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如同古代器物器型与功能之于现代汉语的器型与功能一样，自古至今都在传承、演绎、增殖、简化等不同方向中发展变化。在作者的笔下，对古汉语的注解，会不经意地以默认的笔触表现出这个发展历程。例如在讲到“中国人民”这样的铭文，作者会从《史记》中寻找西汉时已被使用的证据，并以此证明“人民”一词古今义同；又如讲到“中国”一词时，作者解释过西周何尊上的铭文后，又笔触一转，说到“到了汉代，中国一词的引申义已经大大突破原有含义”。在这些细节的潜移默化中，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全面的提高。

如此，真正的根基经得起大浪淘沙。不必等待时代的喧嚷退却、铅华洗尽，价值自会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