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赵可金教授在《政治学评论》撰文指出，今天的美国式民主实际上已经处于与其建立之初完全不同的生态体系空间内。总体上来看，美国式民主制度在过去两百多年没有变化，特别是其制度形式在宪法层面没有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存在于制度的实现和操作方式上。然而，美国式民主所处的生态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今世界正在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革命，这一生态体系的变化导致美国式民主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不适应。

　　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这几个生态圈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引发了对社会力量基本分界线的重新再定义，也就出现了美国式的民主问题，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许是全世界未来几十年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数字化和智能化把人简单化了，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把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化，将人分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今天进入了数字社会，数字社会也把人给简化了，将人分成了“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制度外形没有改变，但是制度所涵盖的精神内容发生了变化，民主制度难以有效承载和解决社会有机体的需要。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美国式民主制度存在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即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制度所承载的民众的认可度以及制度的国家化、私有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这导致美国民主的制度轴心一直在发生变化。

　　生态体系变化不仅导致外部生态发生了变化，也导致内部生态尤其是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例子是人们讨论的“Z世代”问题，也就是1995年后出生的基于互联网数字化空间生存的人，他们关心的并不完全是利益问题，而是价值问题、制度问题和身份问题。政治本身的内涵在发生变化，从对社会性资源的权威分配转变为对社会性身份的权威调试，而在调试身份的时候，权威却出现了困境。因此，美国式民主今天面临的一个内在的根本矛盾，不再是利益性制度的合理性规则，而是社会性质的合法性需求。美国式民主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个共同的法治体系下，出现了日益拉大的价值差异和身份差异，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出现了身份焦虑，虽然处于同一个制度体系，但有人希望走原来的民主道路，有人则希望走另外的民主道路，所以美国式民主制度面临的内在压力不断上升。因此，美国式民主需要一次比较大的修正，修正的方向能够体现出不同社会力量的选择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要关闭边境，加强内在的制度建设，这种做法，反而会使制度本身陷入困境。事实上，生态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仍然面临这个选择：究竟是进行制度调试，还是进行制度突变？从而使生态体系变化对制度造成的压力得以释放。 （悦琪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