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曾少强 秦朔朋友圈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美元 华尔街风云

炒股从婴儿抓起？6月9日，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圆桌会议，力推共和党政策法案中的核心条款，为每个美国新生儿提供1000美元投资账户。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非常多，我想结合贝叶斯模型就特朗普任内股市熔断事件概率，对比分享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指正。

首先介绍下贝叶斯模型。

贝叶斯思维的本质，是将决策过程视为“基于概率的信念流动”。在旧金山湾区的创投实验室里，风险投资家们正运用贝叶斯模型，实时监测中国新能源电池产能扩张的概率变化（从68%动态调整至52%），同时评估墨西哥近岸制造的风险溢价波动（飙升40%）。

在中美芯片产业激烈博弈的战场中，贝叶斯思维的决策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华盛顿方面基于2018年关税政策的历史数据（引发4.6%通胀），预判对华芯片管制将导致中国产能萎缩18%，却严重忽视了企业的动态响应能力。中芯国际在收到制裁清单后的72小时内，迅速启动“贝叶斯应急网络”，将3000余个关键变量（如日本光刻胶库存周期、ASML售后响应速度、国产蚀刻机良率波动等）纳入模型，构建出包含127条替代路径的决策树。当模型显示“联合韩国SK海力士开发成熟制程”的成功概率达81%时，上海临港28纳米产线建设迅速推进，最终实现产能逆势增长7%，成功打破了静态预测的认知偏差。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嬗变的当下，特朗普重返权力中心所掀起的政策风暴，正以远超预期的烈度冲击着国际金融与产业体系。

总统币的虚拟构想、移民金卡的资本交易、“大美丽法案”的财政豪赌与婴儿ETF的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经济刺激方案相继登场，华尔街仿佛被卷入一场充满魔幻色彩的资本狂欢。

然而，这场看似热闹非凡的金融盛宴背后，却隐隐透出2020年美股熔断危机的历史阴霾——

当市场的非理性繁荣遭遇结构性矛盾的持续侵蚀，历史是否会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再度重演？

这场可能降临的金融风暴，又将如何改写中美供应链投资的博弈版图？

回顾特朗普首个任期，2020年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撕开了美国经济脆弱的肌理。

面对经济停摆的严峻局面，特朗普政府祭出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组合拳：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创下美国财政干预的历史纪录，从直接向民众发放1200美元现金支票，到为中小企业提供千亿美元级别的薪资保护计划，再到向航空业等受冲击严重的行业注资5000亿美元。

这场财政狂欢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却也埋下通胀失控与金融泡沫化的隐患。

数据显示，2020年3月至2022年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激增4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这种货币洪水最终演变为持续的通胀压力，迫使美联储不得不以激进加息应对，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在这场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中，美股市场成为最敏感的晴雨表。2020年3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短短10天内经历4次熔断，从29568.57点的历史高位暴跌至18213.65点，38%的跌幅不仅重创美国投资者的信心，更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引发世界性的流动性危机。

这种极端市场波动的背后，既有疫情冲击导致的基本面恶化，也暴露出美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化的深层矛盾——当实体经济持续空心化，虚拟经济的繁荣终究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

而今，特朗普新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呈现出更为激进的冒险主义色彩。以500万美元定价的移民金卡计划，本质上是将美国公民身份明码标价，这种赤裸的资本交易，不仅践踏了移民制度的公平性，更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的阶层撕裂。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大美丽法案”中4.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将使美国财政赤字在未来十年扩大3.2万亿美元；而医疗补助削减等措施则直接损害底层民众利益。法案第899条款赋予总统的“金融战”权力，更将全球经济拖入不确定性的深渊——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正在瓦解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

当我们将视角从中短期的市场波动转向更深层的经济结构，美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愈发清晰。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使得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这种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正逼近临界点。

美联储持续的加息周期虽然遏制了通胀，但也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飙升，科技巨头纷纷开启裁员潮，实体经济复苏乏力。与此同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达到历史极值，标普500指数中，科技股的估值水平已超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这种估值虚高的背后，是资本对实体经济增长前景的集体焦虑。

在这样的经济困局下，中美供应链投资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重塑。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叠加新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资本流动变化，正在引发中美产业合作的深度调整。

一方面，“大美丽法案”中的制造业回流政策，通过高额补贴吸引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产业回迁美国，迫使中国企业重新评估在美投资布局。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建设困境，折射出美国制造业生态的脆弱性，却也加剧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割裂。

另一方面，美国持续的高通胀与利率波动，使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和政策风险，部分企业开始将产能向东南亚等第三国转移，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然而，中美供应链的深度绑定，决定了这种脱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庞大的消费市场与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仍然是全球制造业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运营，亚马逊对中国供应商的高度依赖，都证明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性。

但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经济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可能通过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等渠道，间接冲击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美股暴跌引发全球资本回流，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压力将传导至中国的外贸企业，加剧其经营困境。

从贝叶斯模型的视角审视，特朗普第一任期美股熔断事件可视为“疫情冲击+经济危机”双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历史数据回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美股熔断发生概率因经济刺激政策的不确定性、供需链断裂等因素，较常规时期提升了约67% 。

而在当前第二任期，变量组合已转变为“全球战争风险加剧+ 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组变量的风险传导机制更为复杂：俄乌冲突持续升级、中东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不仅推高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更通过扰乱全球贸易秩序，直接冲击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与供应链稳定性；叠加美国自身财政赤字高企、债务上限逼近的困局，美股市场的脆弱性已显著高于第一任期。

贝叶斯模型的动态推演显示，在当前政策环境与国际局势下，若“全球战争”与“经济危机”两个核心变量持续恶化，美股发生二次熔断的条件概率将超过78%——这一概率远高于2020年危机爆发前的市场预期。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既有经济秩序的系统性清算。特朗普新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非但未能触及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反而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金融工具创新等手段，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脆弱性。

当金融权力体系在危机中寻求利益重构，当全球供应链在政治博弈中被迫重组，美股二次熔断的风险已不再是危言耸听。

对于中美经济关系而言，这场可能到来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重塑产业分工格局的契机。唯有保持战略定力，深化产业链韧性建设，才能在风暴中寻得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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