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的剧版《长安的荔枝》正在央视热播，电影版也已定档7月25日。

从当年的《长安十二时辰》到后来的《风起陇西》《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再到如今的《长安的荔枝》，马伯庸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品的题材、故事来自古籍，但灵感源于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全都是套上了古人面具的“现代职场剧”。

《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活脱脱就是一个“当代打工人”。有房贷，被排挤，赚得不多，负担很重，结果还被领导设套，接下几乎不可能完成的KPI。看到这位老兄的焦头烂额，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怎会不感同身受？

然而，如果将本剧的情节归纳为打工人“在不断前进中定义真正的自我”，将主旨认定为“人生KPI压不垮一颗坚韧的心”，显然是对李善德的误解，也没有读懂作品对当代职场生态与文化症候的阐释。

应该说，今天的职场已非昔日父辈的“单位”所能比拟，其流动性和易变性也远远超出人们原有的想象力。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带来前所未有的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孵化出了一个日益复杂的职场环境。新世纪以来，首个生动描述当代职场文化，并且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影视剧，或许当数《杜拉拉升职记》。

“杜拉拉”的“升职”不仅满足了现代打工人的现实欲望和文学想象，也预示着一种“职场理想主义”，即通过自我的艰辛奋斗和努力，终究能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但是，创业初期的突飞猛进态势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个人发展的红利也会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逐渐消失。也因此，新世纪以来国产职场剧的文化想象一直在不断发生重要的转移——如果说“杜拉拉的升职梦”是一种励志、奋斗的青春絮语，那么以《甄嬛传》为代表的“宫斗”，则将渴望建功立业的个人英雄主义逐渐转化为腹黑的“饥饿游戏”。

这种对于厚黑术的肯定，在前两年引发热议的《新闻女王》中达到顶点。该剧披着“大女主剧”的外衣，事实上表达的却是赢家通吃、强者有理的“成功学”，为观众带来了足够的“爽感”，却并未能触及当下职场生态与文化的真正痛点——高层的“宫斗”很有戏剧性，可越来越多的“李善德”该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的矛盾与困惑？一份职业的价值和取向又该是什么？

问题的症结在于，任何一家企业在经历规模扩张、层级增多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大企业病”的挑战——生产效率下降、管理体系官僚化、创新能力停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李善德”们并不缺少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职业理想，却可能失去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接下类似“荔枝使”的荒诞差事，为一些并无实质意义的工作任务浪费时间和才华，甚至动不动就陷入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

《长安的荔枝》原作小说的结尾原本就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李善德历经千辛万苦完成了任务，却因为揭露了朝廷内部（我们当然可以将其视作大型企业的变体）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被流放岭南。李善德最终因祸得福，幸运地躲过了安史之乱，这当然是马伯庸给予小人物的同情，却不能不引起公众的反思——到底是什么样的职场文化与生态，阻碍了最基本的人尽其才？

马伯庸的一系列作品近年来成为影视市场中的香饽饽，当然是因为其优秀的叙事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笔下小人物的生存处境，正暗合了当下打工人的微妙心态。

职场理想主义“退场”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自我保存为主要目的的“生存主义”。显然，当一些企业越来越满足于“内卷”式的管理方式，越来越缺少对于职场打工人的人文关怀，只会让越来越多本可以在职场中大有作为的“李善德”沦为名副其实的“局外人”，也会让企业本身失去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