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痛苦
赵松
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诗文学问成就可谓是傲视明清两代，其“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后人在评价钱谦益时的争议，主要在其降清、仕清，认为他的苟且求生跟刘宗周等以身殉国的名臣大儒相比有云泥之别。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入清后钱谦益其实是不合作的。比如顺治三年（1646年），他即称病归乡。两年后他被黄毓祺反清案牵连入狱。出狱后他又与黄宗羲、李定国、郑成功等暗通款曲，甚至还有他曾私下策反降清武将、资助郑成功的说法。这些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并无定论。但多年以后，从乾隆帝下诏编撰《贰臣传》时，称钱谦益“降附后潜肆诋毁”这种说法里，能感觉到乾隆帝的愤怒与痛恨主要是针对钱谦益的态度与诗文的反动，因此不但将其列入为降清失节者立传的《贰臣录》，还下令删禁其著作。
亡国之痛，对于钱谦益这样有政治理想的文人而言当然是深重的。但给他的精神上带来更彻底的毁灭性打击的，则是顺治七年（1650年）初冬之夜，其居住兼藏书的绛云楼毁于火灾。据其撰写的《绛云楼书目》记载，各类书籍共计3300余种。其中宋版、元版的珍本善本，从其《绛云楼题跋》中可知即有265种。比如珍贵无比的宋版《汉书》和《后汉书》，据说当初王世贞是卖了一座庄园才换得的，而钱谦益则是花了1200多两黄金才购得。据钱谦益回忆，火灾当时，四邻都来帮助救火，其中不乏趁火打劫者，因此被焚毁的书虽多，但被顺走的书也不在少数。更令钱谦益痛苦的，是后来有些珍本流入了市场，购得者携书拜访他，出资请他鉴定，而当时受困于生计的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忍的活儿，此中痛苦已无法用言语表达。
近年来研究钱谦益的著作里，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严志雄的《牧斋初论集》为著名。其对钱谦益生平的研究梳理之深入，对时世人文的关系分析之清晰精到，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对于钱谦益心理动机的着意处却有些偏颇。严教授如能用心读过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其思路应不至于陷入臆测诛心的俗套。这部代表钱谦益诗学最高成就的杰作，涉及虽广却用笔繁简有致，尤其是在归类诗人上的用意深远——比如将徐渭、公安三袁、汤显祖归于同类，并浓墨重笔评述；其对竟陵派以诡怪为新的激烈而准确的批判则更是振聋发聩，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过时。在某种程度上，严教授把钱谦益简单化了。至少，他没能真正意识到钱谦益内心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