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

　　吴心海先生的新著《故纸堆里觅真相》虽然和他十年前的第一部著作《故纸求真》的内容不同，但书名有类似之处，那些相同的字眼，似透露出他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关键词：故纸、求索、求真。

　　匆匆又慢慢，十年过去了。说匆匆，因为十年如瀑布的水流，倾泻而下；说慢慢，因为在史料中搜求，是用不停息的微小步履来丈量无边无际的行程。心海先生求索、求真的步伐，一如当初，这在当今学界难能可贵。

　　心海先生供职于新华日报社，业余时间，他从故纸堆里寻觅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真相；虽然自称“业余”，其实为专业研究者所不可为。他以乃父、著名诗人和现代文学史家吴奔星先生为圆心，更狭义地说，以吴奔星先生创办的新诗杂志《小雅》为圆心，画一个大大的圆，几乎覆盖了整个新文学圈尤其是新诗圈，然后对这个圆投入了作为新闻人、更作为新文学史料研究者和新诗鉴赏家的独特视线。在很多篇文章里，他说自己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一段文字，进而有独家的发现——“偶然”背后，是一颗有充足积累、充分准备，对新文学史真相高度敏感的心。

　　我称心海先生为新诗鉴赏家，并非口说无凭。早在1988年，他已是吴奔星先生编撰《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第一助手，并且撰文数篇，有不凡的眼光和笔力。或许出于自谦，也可能是对新诗爱之深以至于畏之切，他行文时声明自己“对新诗没有研究”，但还是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对诗歌的见解。比如他在《我思，故我是蝴蝶》一文中直言，以“偶成”为题的诗，其实就是无题诗，而无题诗中往往有偶得的杰作，这样的诗人古有李商隐，今有卞之琳、戴望舒。无题，是因为没有一个标题足以容纳诗歌中“不羁的想象和奔腾涌动的内涵”。心海先生看重诗人的思想，看重诗人思绪里的蝴蝶，戴望舒的那句“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既是写给诗人李白凤的，也是戴望舒的自白，甚至是很多诗人的自白。这句话其实也是心海先生的心声。从后记看，他曾有以“我思，故我是蝴蝶”为书名的打算。作为延续诗人血脉和基因的心海先生，对诗歌、诗人及中国新文学史料的挖掘，可以说正是一个化茧成蝶的过程。

　　前文说过，心海先生的研究，起点处有乃父的友朋书信、报刊文字等第一手材料，但他不满足于对手边材料的爬梳，还通过访购、借阅等途径得到更多材料，包括对文学界后代的采访。心海先生的学术交往，和他与乃父友人后代的交往重合，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部分朋友圈延续了中国新文学人物后代的互动。近年来，我注意到他的求索已不局限于故纸堆，常和夫人实地寻访，足迹遍布海内外。他的文字不见人云亦云，多靠亲自求证得来。

　　作为扬州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心海先生对“新诗圣手”纪弦先生及几位同时代的扬州籍诗人，如韩北屏、胡金人生平、作品、交游的挖掘和还原。在《故纸堆里觅真相》里，就有对纪弦《散步的鱼》，还有《韩北屏、路易士两地书》的分析。他用一篇篇文字，将一个个模糊又零散的点连接成一条条清晰的线，由此成为一个个立体的块面，一幅幅有人物走动、吟咏、呼喊的画卷。我似乎看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乡贤在芜城的街巷庭园或踌躇满志，或忧国忧民的身影。

　　在文字越发不受重视的时代，向继东先生主持的“香雪海丛书”，堪为文史耕耘者“雪中送炭”的存在。我庆幸心海先生得遇知音，也祝他编排的《纪弦全集》能早日面世。不少人或许只将《故纸堆里觅真相》视作学术专著，而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对某些诗人及其文字的刨根究底，更是对个体命运的尊重与一视同仁，进而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智慧；换言之，透过这些文字，能感受到心海先生那把不向学术难题屈服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