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思想家的存在让我们汗颜，平时我们对他敬而远之，把他的高头讲章放在书架上奉作神明，却敬而远之。而当历史与往昔变得如此相似时，我们却如饥似渴地向他们求索答案，尽管所谓的相似，经常是我们的思想的懒惰与幻觉。

毫无疑问，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就是这样的存在。这位一生以保守而著称的思想家，在二十世纪群星璀璨的思想家图谱中，显得边缘乃至隔阂。阿隆不仅以思想著称，他还深入介入了现实政治之中，他从不相信单纯的观念拥有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相反他对现实和理性有着与众不同的执着。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的浪潮中，看出了和平主义无法阻拦希特勒的野心，尽管德国的思想家滋养了他一生的思想资源。他预言了法国殖民主义的解体与第五共和国的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声浪中，他成为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们的靶子。因为他的不合时宜和对于任意一种狂热的距离，雷蒙·阿隆是孤独的，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了阿隆的正确与卓越，而阿隆绝不会像他的美国同行一样断言历史的终结，相反他一生的努力简短有力：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类历史，理解人类对于政治认知与判断上的局限？

今年是雷蒙·阿隆（1905-1983）诞辰120周年。雷蒙·阿隆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阿隆的《回忆录》是我们理解今天法国政治最好的路标，《和平与战争》则让我们从人类行为的本源理解国际政治中的思想与力量的对决。只要我们无法彻底理解人性，或者国际社会秩序的模糊性，那么阅读阿隆就永远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3日专题《纪念雷蒙·阿隆：在历史中书写历史》的B02-B03版。

B01「主题」纪念雷蒙·阿隆：在历史中书写历史

B02-B03「主题」在沉静与理智之间：雷蒙·阿隆与他塑造的思想世界

B04-B05「主题」用行动克服怀疑：雷蒙·阿隆的三重辩证

B06-B07「文学」《座头鲸来到香港》：作为日常颂歌的香港城市书写

B08「文学」《无名咖啡馆》：慰藉人生的小故事

撰文丨贺婧慧

1983年10月，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以下简称阿隆）溘然长逝，时年78岁。阿隆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异类。作为局外人，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理性，去审视20世纪的极端时代。他自诩是不左不右的中间立场，不愿意参加左翼知识分子浪漫革命幻想，也不愿意单纯参与右翼知识分子的大合唱。但作为法国中道思想家的代表，他的影响力从未真正离场。今年是阿隆诞辰120周年。当他不断被历史学者、政治评论家与公共知识分子重新提起时，这不仅是对一个思想者的回顾，更是对现代性困境与自由理念的再度反思。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阿隆以睿智冷静、独立批判著称，与让-保罗·萨特齐名而立，常被视为“存在主义时代中的理性之声”。他反对意识形态的狂热，主张在现实与理性之间寻找政治判断的平衡点。著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等。

阿隆在当代的“再登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阿隆离世的同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1983年的财政紧缩转向（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放弃之前国有化，最低工资计划等左翼改革，开始财政紧缩转向。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对受左派影响的革命失去了兴趣，相反对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兴趣增加明显，法国社会进入了“自由主义时刻”，同时这也是欧洲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一部分。

阿隆的著作，特别是他对全能主义的批判，在这一思想转向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这个现象有时候干脆被称为“阿隆复兴”。于是法国的自由主义时刻中，阿隆，当然处于舞台的中间星光闪耀。回溯整个20世纪中，法国知识分子们积极卷入各种潮流，但是因为自己幻想和激情，经常做出各种错误的判断。但是阿隆的谨慎小心冷峻，反而使得他避开了战后的左翼幻想迷雾。等到冷战结束，一系列的国际形势剧变，就更加凸显出阿隆作为坚定审慎的保守主义者的力量。阿隆长期以来的批评重新获得了关注和现实验证，为理解当时的法国政治社会提供了替代性的思想框架。

除了阿隆自己的著作，阿隆于1978年与他的学生共同创办了《评论》杂志，该杂志亦成为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评论》旨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围墙，强调制度性分析、经验主义研究与理性讨论。它不为乌托邦写作，不为革命喝彩，更不回避现实的妥协与局限，时至今日，《评论》杂志依旧是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刊物。

除此以外，阿隆的追随者，史学家弗朗索瓦·弗雷于1982年创建了雷蒙·阿隆研究中心（CESPRA），该研究所旨在重新发现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建立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于是，阿隆和阿隆的思想，同时拥有思想阵地和学术阵地。

于是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80年代会被认为是阿隆的复兴。但是这样的表达，似乎是一种狂欢的表达：回归中道政治毫无争议地成了法国思想界的主流，战胜了左翼、后现代主义等竞争的思想流派。但是可能这样的叙事，实则在简化法国思想界复杂形态。

现在距离20世纪80年代过去了四十年，我们需要一种更复杂的再阅读，穿越理性冷感与历史隔膜。事实上从21世纪以来，新一代的思想史学家开始挑战这种叙述的一些方面。这些思想史家把阿隆放在冷战的思想史的大背景里重新评估阿隆的遗产。

这些学者发现，阿隆与法国思想传统的关系也颇为复杂，他并非简单继承自法国传统，他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斯·韦伯、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等非法国思想家的深刻影响。阿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法国的思想传统来服务于他自己的思想构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阿隆离世的同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1983年的财政紧缩转向（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放弃之前国有化，最低工资计划等左翼改革，开始财政紧缩转向。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对受左派影响的革命失去了兴趣，相反对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兴趣增加明显，法国社会进入了“自由主义时刻”，同时这也是欧洲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一部分。

介入的旁观者：

阿隆的战后定位

阿隆作为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前有过很大的变化。在冷战开始之际，阿隆毅然走上了和自己的高师同学们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没有成为学院里的老师，反而作为《费加罗报》的主笔。他长篇累牍进行公共写作，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书籍，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大西洋主义倡导者。在这个意义上阿隆并非局外人，还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的思想者，参与战后法国公共空间的建构。

与此相反，法国的知识界则越来越流行反美叙事，反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政策，支持冷战的另一方。阿隆的高师同学萨特则是反美叙事的扛鼎人物，有着最广泛的追随者。不得不说作为知识分子，阿隆的确不是萨特的对手，萨特在整个二战后的法国是毫无争议没有对手的存在。萨特在诸多文化领域，诸如哲学系统构建，文学戏剧创作，公共议题参与，都广泛地参与。这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巴黎学生打出：“宁愿跟着萨特错，不愿跟着阿隆对”的背景。

而阿隆声誉的急剧下降，是因为1966年《纽约时报》，披露与他本人很密切的“文化自由大会”，被披露接受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助。阿隆声称，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他说自己的写作和判断始终独立于资金来源。但是知识界很多人质疑阿隆思想的独立性，多大程度上是来自美国冷战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影响。

坦白说这样的质疑，多少带着一些书生意气，首先是低估了冷战双方，不管是美国或者苏联在文化冷战上的资金投入和工作人员投入。同时又高估了阿隆的政治实践智慧，阿隆并没有什么政府经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隆最多的社会干预是作为媒体人为《费加罗报》写政策分析和社论。

阿隆属于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一员，他的英美同辈们一般人显然更熟悉，阿伦特、波普尔、哈耶克。这些思想家的共识是自由民主并非注定成功，反而需要时刻警惕守护。一些抱有扩张主义色彩的思想家们，则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取决于美国是否有意愿去守护并推广这种理想，并多大程度上愿意展示并使用军事实力。

阿隆大抵上是同意这样的判断，欧洲如果必须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做出选择，衡量的标准不是哪个更好，而是哪个更不坏。阿隆是一个熟悉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并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美国有能力且愿意支持欧洲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阿隆相信自由本身是脆弱的，但是自由主义则是必须捍卫的生活方式。

随着苏联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支持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可能带来现实的压迫。开始右转拥抱自由主义。但是此时阿隆对这股浪潮并不乐观，反而很是冷感。在阿隆看来，从一种思想的废墟中走出的人，若只是奔向一个未经反思的新信仰，只是从一种幻觉走入另一种幻觉。

捍卫理性：

阿隆政治哲学的核心

比起哈耶克，阿隆并不相信市场魔力，他一直坚持一条非意识形态、经验主义的制度理性之路。比起其他冷战自由主义者，经常把自由状态和社会契约联系起来，从而推导出个人权利和义务，即单数自由（liberty）。阿隆的自由则是复数的自由（lib⁃erties），他认为就算我们无法实现我们梦想里的很多自由，我们依旧拥有很多自由。

阿隆在1978年法兰西学院的告别演讲中，把自由分成了4类，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指私有财产，契约，即市场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而社会自由，通常是指由福利国家提供一系列的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权利。不过阿隆认为社会自由的提供者，仅仅是国家，他认为各种团体也可以提供社会自由。这些不同种类自由之间常会冲突，特别是经济自由与社会自由，需要在“法律与制度”框架里通过实践协商、平衡，才能处理好自由冲突，从而尽可能最大程度保障自由。

他尝试在回应思想内部所面对的各种冲突。面对市场自由主义者，阿隆承认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必然会冲突，但是他坚持认为让更多的人享受社会权利保障，这是市场经济必须面对的议题。同时，他又在积极回应来自左翼的声音，阿隆提出了不管承认与否，自由社会依旧有很多人感觉到不自由。阿隆观察到很多人对自由社会有一种情绪性的判断，认为自由社会不道德不公平。

作者：（法）雷蒙·阿隆

译者：杨祖功　王甦

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的确，自由社会通常伴随着经济不平等，很多弱者会感受到被“市场”忽视。阿隆认为自由市场要被社会大众认可接受，就需要正视人们的痛感，而不只是讲述抽象原则，拒绝让政府干预市场。这就是作为温和自由主义者的阿隆，阿隆不仅在意合法性，而且在意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如果一种制度在情感上被拒绝，那它即便运作良好，也可能走向危机。阿隆相信不能靠市场逻辑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必须结合制度安排和公共伦理。

正如阿隆在“五月风暴”后所写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承诺完全自由，于是可以免于被支配被异化。战后法国社会中，日益扩张的戴高乐主义垄断了权力和政治，于是社会被堵住了。阿隆以一种现实的视角出发，呼吁年轻人们既然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权力与等级，不如在将工业社会视为压迫之前，研究其复杂的规则。阿隆并不把某一种学说当真理，而是当作一个需要不断修正的现实当下。在动荡的20世纪，他试图把自由与秩序、理性与情感、公平与效率——这些常常撕裂的力量，尽可能地编织缝合在一起。

阿隆在告别演讲中，特别强调公民德性的重要性。在阿隆看来，自由制度的可持续性并不只是依赖制度的理性运作，更有赖于公民是否具备支撑这些制度的伦理品质。因此，阿隆始终强调自由社会中的“公民美德”——这是一种将理性、自律、公共责任与法律意识内化为生活方式的能力。他很担忧，市场在追求制度效率的同时，逐渐放弃了对“公民德性”这一理念的追问，从而可能被享乐主义与消费文化侵蚀。这一立场也使他在左派革命幻想与自由市场之间，始终坚持一种审慎的中庸之道——既不崇拜国家干预，也不信奉自由放纵，而是倡导一种兼容公共伦理与个人自由的“节制自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隆对自由的捍卫，既是政治哲学的，也是伦理哲学的。

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遗产

阿隆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声誉，特别是在1983年去世后，他得到了法国各个政治光谱的人们一致的尊敬。这样的结果是，一批原本与左翼有深厚渊源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拾起法国自由主义传统，寻找思想资源。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贡斯当、基佐、托克维尔等一系列历史上被遗忘的自由主义脉络法国思想家被重新发现，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等话题被广泛讨论，这一时期被描述为法国的“自由主义时刻”。

在这一语境中，雷蒙·阿隆被重新召唤，他被塑造成了法国自由主义正典中的一部分，继承了法国自由主义脉络，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他的思想被塑造成对抗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思潮的中流砥柱。然而，这种“再塑”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也深受当时政治需要的驱动，有学者指出，这一过程带有某种“神龛化”倾向，将阿隆抽离出他生平中复杂而多面的思想与社会实践。

不乏学者开始质疑“1980时刻”本身就是夸大的描述，一种“叙事”的发明。首先这样的描述，有法国特殊主义的嫌疑，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有着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浪潮，从北美到西欧，再到东欧，甚至亚洲；其次夸大了法国思想家在法国的被忽略状态，而这些思想家在法国中间派和右翼的民众和精英里有着广泛的受众；再次这样的描述，也是对战后法国政治现实的漠视，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传统从德斯坦总统以后，就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正如托尼·朱特曾指出的那样，对历史传统的召唤往往带有“回顾性理想化”的风险。他提醒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传统在历史中的模糊性与矛盾性。在对“自由主义”时刻和“阿隆热”的回顾中，我们既看到阿隆的思想作为抵抗极端的一种召唤，也需警惕它被简单化、工具化的风险。

1983年，雷蒙·阿隆在巴黎的一家法院作证离开后突发心脏病猝逝。他当时刚刚为一桩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诉讼案出庭——这是政治思想家贝特朗·德·朱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起诉历史学家兹维·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诽谤案的庭审。在其著作《不左不右：法国法西斯主义》（N 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中，斯特恩赫尔将朱弗内尔归入战前“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谱系，并暗示他在德占时期存在通敌行为。朱弗内尔因此提起诉讼，要求为自己的名誉正名。

阿隆在此案中出庭作证，并试图为朱弗内尔在战时行为上做出区分性澄清。法院最终判决认为朱弗内尔在战争期间不构成“通敌”，但斯特恩赫尔关于其战前亲法西斯倾向的表述不构成诽谤。这一复杂判决本身，就体现出法国社会在战后数十年依然盘桓不去的“维希综合征”（syn⁃drome de Vichy）——对国家认同、知识分子责任、意识形态归属的持续焦虑。

对于阿隆而言，这场诉讼不仅是一场历史的回响，也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深具象征意味的卷入。作为20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他长期试图从制度理性出发，划清“协作”与“保守”、“权威”与“极端”之间的界线。而在此案中，他的介入或许也反映出他对法国知识界重启历史道德审判的警惕——这正是他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多次发出过的声音。

阿隆的骤然去世，使这场政治、思想、历史、记忆交缠的诉讼蒙上一层更浓重的“寓言”色彩，也在无意间为战后法国政治思想的复杂遗产画下了一个略显沉重的终止符。

我们为何需要重新阅读阿隆？

当代法国社会正处于一系列深刻矛盾的交汇点上。最突出的，莫过于日益紧张的身份政治议题：围绕移民政策、伊斯兰教与法国世俗主义（laïcité）的冲突，族群认同与共和国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这些争议不仅表现在舆论场中，也频繁以民众抗议、法律改革乃至暴力事件的形式爆发，撼动着社会的基本共识。

与此同时，全球化红利的逐渐消退、经济增长的长期乏力，使得社会不满不断蔓延。传统工业区的衰退与大都市的繁荣之间，地区鸿沟扩大；高等教育精英与边缘劳动阶层之间，阶级断裂显著。这种制度性焦虑转化为对“身份”的愈发执着，人们开始用归属、传统和文化认同来解释失衡的现实。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围绕阿隆的思想的争论重新浮现：它是否足以应对当下情感驱动、极化加剧的政治现实？阿隆的理性主义是否早已无力回应当代社会对归属与激情的渴望？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追问的问题之一。阿隆式的温和理性主义似乎难以提供有效回应。它的制度信仰、对普遍性的强调，无法覆盖那些根植于经验、历史创伤与群体认同的情感张力。

在当代法国遭遇身份政治挑战的背景下，皮埃尔·马南（Pierre M anent）等人试图将自由主义从抽象的制度话语中“带回”具体历史与文化语境。他强调，自由政治不能悬浮于共同体之上，而必须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与宗教文明，尤其是法国的基督教—共和主义结构。在他看来，现代自由主义过度推崇个体主义与程序中立，反而削弱了政治共同体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与认同基础。这种努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嵌入式自由主义”（culturally embedded liberal⁃ism）：它试图缓和制度的“去根性”，以回应身份诉求的正当性，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危机的时代。

作者：（法）雷蒙·阿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