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小鸟与好奇心）

故事一，大学老师，男性，在课堂上跟他的学生们讲当年如何为《美丽心灵》这部电影所震撼，如何因此热爱科学，然后他历数那些有关科学和和有电影传记片……一位女生举起手问他有没有想起过在他的科学家万神殿里也加入几位女科学家。

乔尔达诺的新小说里写下面的对话：

“我承认，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她歪着头笑了笑，谴责我的天真：“真的吗，老师？”

“很显然，我对女科学家怀有同等的景仰。”

“完全同等？”

“当然。”

“比如说呢，您景仰哪一位？”

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些名字，事实上并不多。然后我说：“首先是居里夫人。”

女孩用手触摸了一下前额，这种动作使她接下来的话带有一种厌倦之感：“也就是说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今天我们至少可以体面地用她婚前的名字称呼她。”

故事二，小说中乔尔达诺的朋友诺维利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一次学术求职，因为学校 DEI 政策而把机会给了一位学术能力不如他的女性研究者（实际上他只是这次学术招标里陪标的那一位），他勃然大怒，在一次 TED 演讲中探讨了“数据不会撒谎”的问题，因为他看到的数据是男性研究能力远超女性。他向整个世界都宣战了。后来，他的太太成为了一个为他伸张正义的女革命者，承担起捍卫他的学术声誉和学术中男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现实的批判者——“她确信会使真相大白。可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对真相不感兴趣的时代。”

如果只是类似于前面的那个故事，其实并不新鲜，菲利普·罗斯为这事写过一整本小说，但现在不止于此，现在还有后者，以及更多，差不多这小说中讲的时间段——2017 年到 2022 年——里所有最重要的议题都隐约可见。小说中另一位乔尔达诺的学术界朋友，去南非做了护林员，“先当护林员，然后再说。按照目前世界上这些事儿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备选计划。我有南非。你呢？你有备选计划吗？”在如何给人以时代压力方面，乔尔达诺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残酷。

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会感觉有点维勒贝克，觉得知识分子啊，你们又来展示痛苦了；然后，各个人物和议题逐个出场，故事铺张开最后再很负责任地一一结束。乔尔达诺总是以一种记者抢新闻的速度来写小说，当我看到书中提到诸如“煤气灯效应”这样的词时，还是感觉像在开一个选题会。对于小说来说，很难说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把小说开头发布如下：

第一部分 假如世界末日来临……

二○一五年十一月，我刚巧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说刚巧在巴黎，并不意味着身不由己：恰恰相反，我对环境问题已经痴迷了一段时间。即使不是准备参会，我也可能会找另外一个理由离开，沉浸在一场武装冲突、一次人类危机、一种与个人的忧虑有别且更大的关切当中。或许这就是我们中某些人对于迫在眉睫的灾难的执念，错把对悲剧的偏爱当成高贵，我认为这种偏爱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中心：需要在已经非常复杂的每一步人生之路上，找到某种更加复杂、紧急和具有威胁性的东西，从而淡化个人的痛苦。然而，所有这一切或许与高贵毫不相干。

那是一个奇怪的时期。三年间，我和妻子多次尝试怀上一个孩子，也忍受了越来越屈辱的医疗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她在忍受，而从我的角度来讲，从某个时刻开始，就仅仅扮演着沮丧的旁观者。尽管我们盲目地坚持，而且投入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还是未能实现计划。无论是促性腺激素注射、体外人工授精，还是我们未向任何人提及的三次绝望的海外旅行。一再的失败中所包含的圣谕十分明显：这一切并非我们命中该有。鉴于我拒绝承认这一点，洛伦扎就替我做了决定。一天夜里，或许是她的泪水已经哭干，又或者她根本就没有哭过（这一点我永远无从知晓），她告诉我，她再也无意于……她就说了半句话：“我再也无意于……”我把头扭向一边，背对着她，强忍住自己的怒火，因为我觉得这种选择是她一厢情愿，而且不公平。

在那些日子里，我更加在意个人的微小不幸，而不是全球性的灾难、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抑或是冰川消融和海水上涨。尽管提交申请的时间已过，我还是请《晚邮报》派我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要是为了从那种境况中摆脱出来。事实上我不得不去恳求他们，仿佛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他们只需要购买机票和支付稿费。至于住宿的问题，我会到朋友那里凑合一下。

朱利奥在十四区的盖特街租了个昏暗的一居室。走进他家的时候，我说：“快乐街？这不太适合你。”

“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你，就不会抱太多幻想。”

几年之前，朱利奥和我曾经一起在都灵租房子。当时他大学延毕，而我不同：父母家距离那里仅仅半小时的车程，但我想尝试人生中第一次离家生活。与我不同，大学毕业之后，朱利奥仍留在物理学界。他更换了很多次工作地，不过始终留在欧洲，因为他对美国怀有无法克制的政治仇恨。与此同时，他结婚又离婚，还有了一个儿子，最终定居法国，获得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笔科研经费，研究应用于金融领域的混沌模型。

晚饭时，我们吃了两份二十几岁小年轻吃的那种面，没有摆餐具。我跟他说了来巴黎的理由，是那个官方的说法。朱利奥在书架上找到一本书，然后问：“你看过吗？”

“没有，”我任由书页的边缘在拇指处翻过，小声说，“《崩溃》。这个词十分完美。”

“这本书对于物种灭绝的看法很有意思，你拿去吧。”

“物种灭绝”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一会儿，仿佛一种个人命运的标签。我一边收拾盘子一边听朱利奥迅速地给我更新儿子阿德里亚诺的新鲜事，他已经四岁了。碳水使我感到有点困倦，但是酒喝完了，于是我们出门继续喝。

巴黎的街道荷枪实弹，气氛阴沉。仅仅几天以前，一群袭击者在死亡金属之鹰乐队表演期间进入音乐厅，向拥挤的人群扫射了好几分钟。还有一些恐怖分子袭击了几家小酒馆，其中两个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那天晚上，洛伦扎和我在同另一对夫妇共进晚餐，是她母亲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第一个电话洛伦扎没有接，第二个也没有。但那种坚持令她心生疑虑，最终还是让步了。“打开电视。”她母亲只说了这句话，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上，信息已经汹涌而来。我们默默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报道，然后朋友们离开了。他们想起需要回家看孩子，而这种需要完全没有来由。洛伦扎和我任由电视开了很久，红色的信息条不停地在电视屏幕下方划过，不过已经是在循环播放。饭菜还在桌子上，已经凉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令我们沮丧：一种个人化的恐惧。那些日子，一种悲痛笼罩着我们的家庭，尽管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亲人。确切地说，就是从她说“再也无意于”，而我转身背向她的那天开始。

我和朱利奥走了一会儿，街道两旁都是安装了深色玻璃的按摩中心，还有情趣商店和亚洲美食店。随后，我们随便找了家馆子坐下来，椅子面朝街道。我们点了两杯啤酒。他又开始聊读过的那些书：关于数字监控、阿拉伯之春和新民粹主义的小册子。朱利奥阅读的书浩如烟海。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他对于现实的观点就比我复杂得多，而且他非常投入。上大学的时候，他连续两年都是地下教室集体活动的协调员，那里悬挂着一些No Nuke（反对核武器）的招贴和一张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照片，Oriana中间的字母a掉了；而我仅仅是在午休的时候才去那里和他待一会儿，好像离他近一点就足以让我更加清醒和道德。

在盖特街，我一边小口喝着啤酒，一边听他讲这些事。用他无懈可击的专业知识、汽车的噪声以及人群的布朗运动来净化我的心灵。当交谈发生短暂的间歇时，我们都将目光投向他处，我觉得在那些瞬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同样的景象：人群中出现了一个黑色幽灵，他先是向着天空举起手臂，随后用机关枪扫射那家馆子。我感觉在自己贫瘠而又毫无希望的内心深处，一定程度上是渴望真的发生那种事情。这是一个愚蠢而有罪的幻想，充满了自我怜悯，但我还是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只不过没有跟朱利奥提起。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孩子的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一贯如此，谈论的都是外部世界，尽量避免涉及我们自己。或许正因如此，朋友关系才维系了这么久。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大区快铁B线，然后又换乘一辆公共汽车，到巴黎布尔歇展览中心参加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入口处的安检令人筋疲力尽。不过，一旦进入里面就可以自由活动。展厅都是中型和小型的房间，按照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分为不同颜色。一个女接待员把专门开辟的新闻中心指给我看，在那里有线网络和其他必要设备一应俱全。我表现出一种自己从没有过的自来熟。

听了几天随意从日程上挑选的会议之后，我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值得报道。全体会议上讨论的是一些特定的分段和段落，甚至是最终会出现在公约中的个别字眼，发言也是干巴巴的，或者极其笼统。关于环境的话题是很无聊的。缓慢，既无行动，也无悲剧，或者仅仅是可能发生的悲剧。作为补偿，其中包含了太多善良的意愿。这就是隐藏在气候变化背后的问题：可怕的无聊。甚至参与一项国际公约的制定都令人昏昏欲睡。我本该像见证一场革命那样展示公约每一毫米的进展，但谁又会对此感兴趣呢，如果我就第一个在那些昏暗的小房间里打起瞌睡来？不停吃下去的三明治在胃里沉甸甸的，耳朵里听的也是塞内加尔、古巴以及那些穿着传统长袍前来的代表语调单一的发言。

五天过去了，我甚至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出来。报社开始问我到底怎么打算。我向他们保证，我正在思考，已经快要写出来了。

晚饭的时候，我跟朱利奥谈起这件事。我觉得现场最有趣的是用彼此卡在一起的椅子搭建的埃菲尔铁塔的迷你景观。不过，这并不够写一篇文章。

“到底有多迷你？”

“就这么高。”

“不，那肯定不够。”

作为对他的感谢，我煎了牛排，用的是在一家绿色食品超市买的真空包装产品。煎牛排弄出了很多烟，但朱利奥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

“是啊，气候真的糟透了。”他也承认。我以为谈话就到此为止。然而，他想了一下又说：“你可以见见诺维利，或许他可以告诉你点不同的东西。”

“他是谁？”

“一个物理学家，跟我们一样。”

“多大年纪？”

“不到五十岁。在罗马的时候，他教授方法论。上课时人很和气，发言却声名狼藉。那时候，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

“跟你一样？”

朱利奥笑着说：“更糟。我在巴黎又见到了他，目前他从事气候建模，某种跟云有关的东西。假如你愿意，我帮你们牵个线。”

我应该是耸了耸肩，装作要思考一下，但实际上已经决定抓住那个机会，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布尔歇那些有回声的展厅里再转一天，脑袋里回响着关于气候恶化的那些词句。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晚上诺维利就在巴黎蒙日街约见了我。

尽管有三公里的路程，我还是步行赴约。一路上我都盯着手机，尽量收集关于贾科莫·诺维利博士的信息。网上并没有多少信息，他还没有出名到拥有自己的维基百科词条（或者说没有那么臭名昭著），只在WordPress上有一个自己设计的略显粗陋的主页，上面列举了他最新的文章，以及他教授的复杂系统课程。网页上还有一个图片库，里面有一些阴天的云彩照片，以及关于气体形成类别的简单说明：高层云、卷云、积雨云，都是我在准备气象学考试时放弃的名词，因为那门课只有三个学分。

“我没有等您来就点菜了，”诺维利说，丝毫没有表现出歉意，“我计算着您不会用那么长时间。”

“我是步行来的。”

“从十四区？”

他好像感到困惑，但没有再说别的。他随我一起看向盘子，上面堆着小山一样的食物。

“特别多对吗？我是特意这样的。虽然不应该吃这么大的汉堡，原因当然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不过也有动脉方面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食物真的很难抗拒。您看到啦？”

他把汉堡举起来，让我从侧面看看那些夹层。它们都是彼此分开的：生菜、奶酪、肉和洋葱，并不像餐馆通常提供的那种糊状的东西。“您也点一个吧。”

“我已经吃过了。谢谢。”

他在吃汉堡，而我用这个时间来观察他。就像某些达到事业巅峰的科学家一样，诺维利显得有些疲惫。假如说年轻时他像很多物理系男生（也包括我）一样不修边幅，目前在这方面他一定是非常注意。“您了解凯斯勒症候群吗？”他问我。我摇了摇头。

“朱利奥对我说，您想谈谈世界末日。再说，近些日子大家都在谈这个。尽管应该搞清楚，我们所谈论的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的末日，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当我坐在这里等您的时候，想到了凯斯勒症候群。”

他吮吸粘在食指上的蛋黄酱，然后拿起手机，在里面寻找图片。“您看到了什么？”

“不明飞行物？”我试探着说，更多是出于玩笑。

“不错，是不明飞行物，这是所有人的说法。只可惜不明飞行物并不存在，而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是中国那些新兴互联网公司发布的一系列卫星照片。您想象不到，我们头上有多少金属在旋转。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近地轨道的所有空间都塞满了。”

他转动了一下汉堡，继续吃边缘的部分，或许是想把最有滋味的中间部分留到最后。

“想象一下，一颗螺丝钉从其中一个卫星上脱落下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是吗？螺丝钉脱落下来，然后，那颗螺丝钉以每小时三万公里的速度飞行，就像一颗子弹。以这种速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穿钢铁制品。现在，您想象一下，假如一颗螺丝钉击中另一个卫星，然后那个卫星碎裂，又将无数的金属子弹射出去，击中其他的卫星。”

“连锁反应。”

“正是如此，连锁反应。这些旋转的物质，最终又会变成什么呢？谁都不知道。不过，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坠落地面，就如同某种小行星雨。这就叫作凯斯勒症候群，您知道真相是什么吗？这是真正的威胁。人们不会去想它，因为他们对此并不知晓。事实上，明白这些事情的就只有那些发射卫星的人，他们用赚来的钱为自己建造避难所。然而，那些现在坐在餐桌旁边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们脑袋里想的都是‘伊斯兰国’和全球变暖，但事实上，存在着数不尽的更加原始的威胁。干旱，水源污染，流行病（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以及人工智能的反叛。显而易见，还有那些我们觉得已经过时的话题，就比如老生常谈的核冬天。”

有那么一会儿，我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想起了我父亲。想起每个周日他就如同一架无人机跟随在我母亲身后：洗衣间、阳台和厨房，嘴里始终说着石油危机、大气和光污染。每个月都有一场灾难。我心想，是否诺维利也是这样一个丈夫。又或者说到底，我也是这样一个丈夫。

“那些云呢？”我问他。

诺维利做了个鬼脸：“云的事情更加复杂。高处的云储存水分，所以有利于地球变暖。低处的云反射太阳光，所以导致地球冷却。好事坏事都让它们做了，总之一团糟。有些人认为，全球变暖会使我们的星球再也没有云。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万里无云。我猜有的人会喜欢这样，但我不喜欢。”

“我看到您的网站收集这些照片。”

“那是一个学生竞赛，就是拍摄最有趣的云。不过，比赛也向其他人开放。您愿意也可以参加。”

“我不拍照片。”

“随便您。”

关于那晚的谈话，我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尽管我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先是在酒吧外蘑菇形室外煤气取暖器的高温之下，然后是沿着植物园散步。我们肯定谈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此诺维利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还谈到彼此对某种与世界脱节的物理学都抱有怀念。之后，他肯定问过我是否正在对他进行采访。

“我想没有，确切地说没有。”

“假如愿意，您可以采访我。”他说。在他关于世界末日的那些言论中，我已经觉察出这种自负。走着走着，他问我是否有孩子。我立即反问他：“您呢？”“两个，中间相隔了很多年，第一个已经七岁了。”我评论道：“考虑到您对未来的看法，我觉得这其中有点矛盾。”我不禁变得有些僵硬。诺维利说：“假如不把未来托付给孩子们，又如何相信这一切可以幸存下去？”

走到他家门口时，谈话已经结束了。在最后的几十分钟里，我们仅仅是散步而已。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寂静中我又回想起恐怖袭击。我想我会避免乘地铁回去，尽管这样做没有太大意义。自杀式袭击需要人群，以及某种戏剧性。

……

题图来自纪录片《幽灵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