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

翻阅丁利刚编《陈翰笙书信集》，宋庆龄于1976年7月7日致陈翰笙的一通信函及随后的《陈翰笙为宋庆龄代拟〈追忆鲁迅先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函文称：“当萧伯纳（在上海）短暂停留时，来参加在我寓所设的午餐会，在场的客人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宋庆龄的这封信件亦载《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一书，其注释：“1933年2月17日，作环游世界旅行的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偕夫人乘英轮皇后号于晨6时抵吴淞口，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上英轮皇后号访萧伯纳，相见甚欢。10时30分，宋庆龄陪同萧伯纳下船登岸，先赴外白渡桥理查饭店与同时来沪各游历团团员相见，稍作寒暄。随即赴亚尔培路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12时，宋庆龄陪同萧伯纳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并设中式肴馔招待，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出席作陪。……宋庆龄与萧伯纳曾就中国局势等问题作详谈。”

对宋函及注释，有材料略作补正，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中有题为《狱友邵洵美》的文章。贾先生回忆在提篮桥监狱与邵洵美共处的那段往事时提到，他和邵洵美同监四个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饥饿的监房生活使邵洵美的哮喘病和浮肿病日益严重。邵洵美感到自己能出狱与亲人重逢的希望渺茫。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对贾先生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的。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由于这是在当时监房里的秘密谈话，可能贾先生没有听清，那是从“功德林”叫了一桌素菜，而不是在“功德林”设宴。从邵洵美郑重其事的表述中，可知当年邵洵美作为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会计，出资赞助了招待萧伯纳的午宴，并在宋宅出席作陪。

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充满了人性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