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山东省青州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全文2460字，无一涂改。

　　孙炎

　　高考结束了，接下来进入阅卷环节。如今高考阅卷充满了高科技，阅卷更加公平、科学与规范。那么，在没有高科技的古代又是如何阅卷的呢？

唐代的科考场景。（中国湖笔博物馆）

　　武则天首创“弥封”

　　我国自古就重视人才的选拔，西周有“乡举里选”，汉代出现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发展成九品中正制。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创了“不问出身，唯才是举”的科举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改变命运、实现抱负。

　　科举制在唐代正式确立，科举考试的原则是“凭文取士”。试卷密封应该是最早的科举公平措施。试卷密封古时称“糊名考判”“糊名”“弥封”等，就是在考试时把考生姓名封起来让阅卷人阅卷。这项制度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意义深远。

　　根据《隋唐嘉话》记载，“弥封”的首创者是武则天。武则天执政后，因为吏部所录取的人很多都没有真才实学，于是下令在考试的时候，考生必须自己封住答卷上的姓名，考官在不知考生姓名的情况下，根据答卷优劣确定名次。“弥封”的实施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减少了考官徇私舞弊。不过，武则天退位后，这种做法很快被废止，没有形成制度，北宋时才被重新承袭。

　　“弥封”没有在唐代形成制度，“行卷”却很风行。行卷是指在科举考试前，考生将自己的满意之作精选成册呈给社会名流，请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推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唐代在科考取士中注重综合素质的体现。行卷最成功的，非著名诗人王维莫属。

　　王维年少成名，唐玄宗的异母弟弟岐王很器重他，在知道皇帝最宠爱的胞妹玉真公主已经答应推荐张九皋（宰相张九龄的弟弟）为状元的前提下，还是决定帮王维试一试。于是，在喜欢音乐的玉真公主举行宴会时，岐王让王维扮作伶人去弹奏琵琶。不出所料，公主被他所奏的《郁轮袍》所吸引。岐王趁机让王维献上诗卷，公主读了又惊又喜，没想到她之前一直以为是古人的佳作诗篇竟是面前的青年所写，马上邀其上座。后来王维高中状元。

　　行卷本是给学子制造了展示整体素质的机会，但也容易成为攀权贵、徇私情的渠道，甚至影响正常的阅卷录取。公元742年，礼部侍郎韦陟提议“跳”过社会名流，让考生直接向礼部交纳“省卷”。“省卷”亦称“公卷”，是指科举考试前，考生须将平时所撰诗文写成卷轴投送到礼部，以作参考。因礼部属尚书省，故称省卷。这样，主考官可以直接、全面地了解每个考生的才华，规避了行卷的官职影响和不全面性，由此形成纳省卷制度。公元753年，唐代文学家元结把自己的203首诗歌精心编成《文编》，共10卷，考官阅后大为赞赏。次年，元结进士及第，《文编》从此成为考生追捧的省卷典范。元结在《文编序》中提到自己年少时对民生的关注，后来写下不少相关诗篇。从元结存世的诗歌来看，多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内容，如《舂陵行》揭示了人民的饥寒交迫；《系乐府十二首》是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状态的作品，曾受到杜甫推崇。他的散文也多涉及时政，风格古朴。后来，他做官后，为官清廉开明、关爱民众，受到百姓的爱戴。

2016年10月，在安徽省欧苏文化园文忠阁拍摄的欧阳修像。

　　欧阳修成就“千年龙虎榜”

　　宋太祖确立了科举殿试制度。殿试时考生的答卷由考官先审，选出优秀的呈给皇上，皇上亲自阅卷。那么，考官做的工作只能叫读卷，殿试考官多是内阁、六部、翰林院等机构的大臣，一般称作读卷大臣。为了防止读卷大臣一时疏忽或者受个人好恶影响，宋代的阅卷采用“双重定等第”法：每份卷子的等级由两个人先后审阅决定，前者评判还被封住，以防后者受其影响。

　　宋代对阅卷机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恢复了弥封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誊录制度。也就是说，不仅对答卷的姓名等个人信息进行弥封，还要让专门的人把答卷抄录一遍，称草卷，进一步提升科举的公正性。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欧阳修对弥封誊录制大加赞赏，说它“使主司（科举的主试官）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

　　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省考主考官。那一年真可谓是科举史上最辉煌的一年。388位进士中，24人在《宋史》中有传；9人官至宰相，如吕惠卿、林希、章惇等；苏轼、苏辙和曾巩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与主考官欧阳修一道留名千古；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理学先河；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浩气凛然……这些人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张榜单被赞为“千年龙虎榜”。

　　在这张“千年龙虎榜”中，除了苏轼、苏辙兄弟和程颢、程颐兄弟同时登科之外，还有很多亲朋同时登科的佳话。比如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4人同科及第，其中曾布后来官拜宰相，对当时的政治影响很大。章惇和侄儿章衡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章衡之下，深以为耻。自愿放弃当年的题名，两年后再考，高中进士甲科。宋哲宗亲政后，章惇拜相。

　　此外，欧阳修作为考官还很好地整肃了文风。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非常反感当时在太学中流行的以险怪奇涩为荣的“太学体”文风。当他看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云山雾罩的文字，批了“秀才剌，试官刷”几个字，意思是秀才的文章违背事理，考官就要刷掉，再加上“大纰缪”（指出重大的错误或明显的荒谬），命人连文带批贴出示众。很多人因此放弃了太学体，下笔少了些空虚怪诞，多了些真情务实，让当时的文坛风气为之一振。

　　上述革新，欧阳修功不可没。他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能容有才之人。比如他曾有感于苏轼的年轻有为，叹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句话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出处。说起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的阅卷还有个小插曲。当年，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答卷定为榜首，但因为弥封誊录制，让他误以为这份答卷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这份答卷列为第二。拆开糊名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明代《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棘院秉衡”，展现了当时贡院科举考试监考的场景。

　　贡院外“蓝榜”曝光作弊者

　　明代逐渐形成一套复杂又相互独立、相互监督、权责明确的科举制度，阅卷也更加公平。

　　那时的阅卷官被称为“帘官”，分内帘官和外帘官。内帘官与外帘官的名称源于古代贡院有至公堂（考试院中的大堂），其后有门，以帘隔之，帘内称为内帘，帘外称为外帘。外帘官负责处理试卷、维持考场秩序；内帘官负责命题、阅卷。为防止内帘、外帘串通舞弊，考试期间内外帘官禁止越过分界线。考试还确立了回避制度，“凡内外帘入场官，有宗族子弟及翁婿入试者，皆应回避。”

　　考试结束，外帘官要逐一细查考生与考卷。考卷如有污损、可疑符号，或涂改过百的，要截角并写明原因。这些卷子的作答者与之后发现的违规者，都被取消考试资格，姓名、籍贯还被用蓝笔公布在贡院外，称为登“蓝榜”。

　　合格答卷每50份装箱送到弥封所，弥封官再次细查，确定无误才能用纸条封住考生信息。如果发现问题，受卷官（收卷的外帘官）会被追责。

　　弥封好的试卷盖印、封箱被送至誊录所。考生作答用墨笔，称墨卷；誊录者抄写用朱笔，称朱卷。誊录者必须逐字照抄，错别字不可改动，涂改的字不必照抄但要标明数量以说明卷面情况。之后，朱卷与墨卷一同送至对读所，对读生仔细核对两份卷子。再后，墨卷与朱卷上印红号，登记入案，以便阅卷完成后能按照朱卷的编号找到墨卷。所有步骤，经手人都要盖章，方便追责。

　　经过受卷、弥封、誊录、对读这四步，墨卷和朱卷被送到“外收掌”（负责收纳和掌管试卷的机构）。外收掌官核对后，墨卷留存，朱卷则按同考官（负责阅卷并把优秀答卷推荐给主考官的官员）的数量分成束，写上编号，送至内帘。

　　内帘的同考官抽签决定评阅哪束，不能选择，不能干预他人阅卷。同考官一人一间房，也称房考官或房官。

　　同考官认可的答卷，用蓝笔标记、再附张写着推荐理由的纸条，呈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或“出房”。起初，每个同考官的“荐卷”数量是一致的，后来发现这不公平：如果某束的水平都高，就必须把稍差的都刷下来；如果某束的水平都低，只能勉强凑足数量，之后不再限定数量。同考官只能推荐，“去取权衡专在主考”。为防主考官独断，荐卷被刷下后，同考官有权再次推荐。副主考官如果认可荐卷，就写上“取”字交给主考官；主考官也认可，就写“中”字。被“取”“中”的卷子加上同考官的推荐纸条还要一起妥善保存以备“磨勘”。磨勘是礼部进行的复核，经常有考官或考生被磨勘官挑出毛病，受到惩罚。

清代誊录后的朱卷。

　　左宗棠因搜落卷“复活”

　　清代科举制度颇有特色的是“五色笔制”。考生用墨笔，誊录用朱笔，对读生发现誊录有误用赭黄笔标出，同考官、内收掌官等用蓝笔，内监试官等用紫笔，主考官仍用墨笔。为防作弊或误用，内外帘官都不能自己带笔。早在顺治时期就有规定，如有墨笔添改，罪在主考；蓝笔添改，罪在同考；查出何人笔迹，官降三级。

　　另外，清代还增加了“发领落卷”“搜落卷”等程序。没有被同考官推荐，推荐上去又被主考官刷下的试卷，统称为“落卷”，同考官和主考官要在上面简单写明落榜理由后另行处理。为了让名落孙山者看到自己考卷上的批语以便以后改正。公元1679年，康熙皇帝正式颁布了“发领落卷”制：开榜后10天内，考生可去领取原卷查看。之前考官给落卷写批注不太介意，甚至让人代劳，这之后就不敢太敷衍了。

　　公元1711年，为避免同考官错过优秀答卷，也督促他们认真阅卷，康熙皇帝下令主考官要在落卷中再查找一番，这就是“搜落卷”或“搜房”，不少人才因此没被埋没，清代著名大臣左宗棠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公元1832年湖南乡试时，主考官徐法绩从5000多份落卷中选出6份。其中一份争议颇大，这是因为当时的阅卷标准要求考生要用简洁、典雅、畅达的文字写出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感悟，从形式到内容都很程式化，而徐法绩选出的这篇不够中规中矩，因而被批注为“欠通顺”。

　　于是，徐法绩找出那名考生第二场和第三场的答卷。同考官们一看，文章写得很不错，特别是第三场题为“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的文章，针砭时弊，句句铿锵，与普通考生的空发议论简直是天壤之别，同考官们读后纷纷盛赞，将批语改成“尚通顺”。后来，这篇文章还被呈给道光皇帝亲阅，这位本会落榜的考生也一跃成为解元（乡试第一名），后来官至陕甘总督、太子太保、光禄大夫，他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

　　从古至今，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断革新、进步。虽然考试方式和阅卷方式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但阅卷人力求公平、让有才者脱颖而出的初心，一直未变。

　　历史知识

　　“可圈可点”的来历

　　考官地位高、权力大，不过压力同样大，负责阅卷和评定的考官尤甚。例如公元1702年的浙江乡试。考生超过1.2万人，考3场，可同考官只有13人。他们要在20天左右阅完至少3.6万份答卷，平均每人每天要读100多份。而且，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阅卷者要边读边用点替考生断句；发现精彩之处，则用圆圈标出，这就是“可圈可点”。选中的答卷要写推荐理由，刷下的得写落榜原因，既要禁得起审核，也得让落榜者信服，着实不易。

　　清代殿试

　　书法不好很吃亏

　　在清代中后期的殿试中给考生定等级、排名次，反倒不像前几级考试那样严格。不少皇帝喜欢依书法水平做决定，一来经过重重选拔之后，考生水平相距不大；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限制，他们很难自由发挥，皇帝难分伯仲。

　　这可委屈了那些才华好但书法不太好的人。龚自珍1829年参加殿试时的策论让读卷官们无不叹服，但他不擅小楷，只能列三甲19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曾因书法不佳，在194名考生中排到127名。

　　流传海外

　　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

　　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比如西方文官制度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建立了考选制。这种制度强调通过考试的方式对候选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评估并选拔官员，而非依赖政党关系或政治背景，以确保选拔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外，科举制的公开性、广泛性也为西方文官制度带来了启示。他们在选拔官员时，也注重过程的公开、透明，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从而扩大了选拔的范围，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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