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物议|中国工业经济“稳增长”困境与破局:多维分析与政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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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0 1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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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蒙格斯报告

2024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显著恢复,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工业部门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表现出若干显著特征:中国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蓄势聚力,工业品出口呈现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并重的发展态势,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尤为重要的是,当前工业领域的发展仍面临多重问题和挑战:国内市场需求的有效性不足,限制了对工业发展的拉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充满困难,过渡阶段存在诸多障碍;部分产业存在“内卷式”竞争,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经营困难;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外部环境变化给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持续上升。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和挑战,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仍蕴含众多稳固的支持因素和有利条件。为了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采取全面且精准的政策措施,多维度激发工业发展的活力,确保在多方面实现均衡进步。

作者: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稳中提质: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新貌与动能培育

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与挑战,中国经济承受着日益增大的下行压力,“稳中求进”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核心方针。国际经验显示,工业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和加速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24年,中国工业经济在压力下稳步前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显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有效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阵痛期,面临内需疲软、外部环境不稳定,以及部分产业“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

(一)中国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2024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显著恢复,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8%,相较于2023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且超出同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从较长时期观察,自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增长模式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具体而言,增长率从2011年的13.9%逐渐调整至2019年的5.7%。随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增速经历了较大波动。自2023年起,中国工业经济开始稳步复苏,并于2024年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中国工业经济增速逐渐调整至中高速水平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速放缓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期间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随之调整。这一现象符合成功实现经济追赶国家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问题。从国内视角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迅速上升;创新活力欠缺,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部分产业还存在过度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现象。

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和工业的增长潜力。从外部环境考量,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的中低端环节上,中国正在面临与越南、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在新兴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严格限制和技术封锁(所谓“小院高墙,围追堵截”)。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争端频发也给中国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新动能加快蓄势聚力

为了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接续性和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在多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值得关注。

第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显著加快,特别是在智能化和数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4.9%,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更是高达83.1%。此外,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灯塔工厂”中,中国的份额超过40%,总数达到72家。与此同时,国内已成功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省级数字化车间与智能工厂的数量更是突破了一万家。

第二,高技术制造业在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8.9个百分点,比整体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高出2.8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效益方面,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了4.5%的利润同比增长,这一增长率较制造业平均水平高出7.8个百分点,表明高技术制造业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研发投入的角度分析,根据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数据,2024年上半年,电子、汽车、电力设备、计算机、医药生物及通信等六个产业的研发投入总额均超过了500亿元。其中,电子产业以约930亿元的研发投入居首,同比增长约为8.5%。这反映了企业对新兴技术和产品开发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投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标志着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其强劲表现有效缓解了由于传统动能减弱给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通过不断加大在研发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这些产业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为中国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因此,继续支持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对于维持中国工业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三)工业品出口呈现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并重的发展态势

在外部环境表现出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情况下,中国通过提升市场拓展能力和应对外部挑战能力,实现了外贸规模与质量的双重提升。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工业品出口额达到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2%。2021—2024年,中国工业品出口规模连续4年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自从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以来,已连续15年保持这一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出口额的增长,出口产品的结构优化也反映了中国工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202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约为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至59.4%,比2023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重点商品(如集成电路、家用电器、汽车和船舶等)的出口额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些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标志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工业经济正在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向依靠技术和创新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为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展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案例。上述趋势强调了持续投资研发和技术革新对中国工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

(四)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

当前,制造业投资呈现稳定增长与结构持续优化的积极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加速制造业强国的建设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体观察2024年的制造业投资数据,高新技术制造业,如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投资累计增长39.5%,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8.0%,而制造业总体投资则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6.0个百分点,比2023年增长9.2%。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中的民间投资表现尤为突出。自2021年起,制造业民间投资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快速上升,并在2024年占据了总投资的70%以上,累计增长10.8%,增速超出制造业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这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强烈信心和动力,而且对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随着消费品更新换代及大规模设备更新需求的释放,设备和工器具购置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设备和工器具购置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7%,增幅超过整体投资增速1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6.7个百分点。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制造业通过加大对新技术和设备的投资,不仅促进了现有生产能力的升级,而且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积极的变化和成就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更多优势,并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未来,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保持制造业强劲增长势头的关键所在。

多面承压: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多重问题和挑战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国工业经济面临多重问题和挑战。从需求端的疲软,到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再到产业竞争的无序及中小企业的困境,还有外部环境的不利冲击,每一个方面都对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是探寻有效应对策略、推动中国工业经济突破困境的关键前提。

(一)国内市场需求的有效性不足

第一,消费需求的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尽管2024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3.5%的同比增长,但相较于2023年,增速下降了3.7个百分点。特别地,主要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复苏表现乏力,例如汽车、建筑及装潢材料这两类商品的零售总额在2024年分别同比下降了0.5%和2.0%。

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形势的悲观预期是制约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之一。面对裁员、降薪及工资发放不规律等问题,消费者的当前收入安全感和未来收入预期持续下降。此外,消费者行为变得更加理性,更倾向于基于真实需求选择产品,并重视产品的品质、性价比或质价比。近年来,消费者对国货、环保、健康及智能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然而,在实际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经常遇到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食品安全问题及售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作为衡量生产环节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其长期处于低位表明实体经济需求疲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22年10月以来,PPI同比增速已连续26个月为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分析中提到的需求不足现象。综合来看,要有效提升工业品消费需求,需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二,投资需求疲软,增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农户投资)同比增长3.2%,较上一年度微增0.2个百分点。然而,观察全年走势可以发现,投资增速自2024年年初开始逐渐放缓,第一季度达到阶段性高点后,整体水平回落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同比降低了0.1%,这是连续第二年出现负增长。随着对未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升,加之地方财政压力加剧了民营企业的现金流紧张,企业更倾向于增加现金持有,而非将其配置于实物或金融投资。这种“现金为王”的策略反映了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保守态度。此外,中美间的竞争,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极限施压政策,导致外向型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增长预期持悲观态度,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企业在国内扩大投资的积极性。

上述情况表明,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如何有效激发投资活力、改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缓解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增强市场信心,并为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以此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与此同时,面对外部挑战,加大对内需市场的开拓力度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应对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充满困难

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涵盖了四个主要方面。首先,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新旧动能转换体现在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并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其次,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传统产业通过向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如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运营等)延伸,以及产品的高端化升级,为自身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这种转型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从要素贡献的角度来看,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工业增长中的作用正在下降,而知识、技术、劳动者素质和数据要素的作用则不断增强。这标志着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传统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最后,从现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来看,新旧动能转换还意味着需求侧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正在下降,而消费需求在拉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既面临着产业升级和价值链高端化的发展挑战,又需要应对技术封锁、贸易摩擦,并实现创新驱动的转型首先,随着劳动力、土地及环境等要素成本迅速增加,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及产品高端化的进程遭遇了诸多障碍,导致其增长动力逐渐减弱。其次,尽管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球竞争力逐步增强,但因其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对整体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再次,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体系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底层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原创性和突破性成果稀缺,关键核心技术缺乏。最后,高科技领域还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封锁,进一步限制了技术创新在推动工业增长中的效能,并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

从投资角度来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速增长的时代已成过去,这些领域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下降。从出口角度来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规模和份额均已达到较高水平,未来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将面临全球经济疲软、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品领域设置贸易壁垒等挑战。从消费角度来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低,加之近年来居民消费增长乏力,使得消费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

(三)部分产业存在“内卷式”竞争

在太阳能光伏、锂电池及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中,普遍存在“内卷式”竞争的问题。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企业“一哄而上”的现象,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促使企业过度投资于产能和规模。在此背景下,企业为了争夺订单和市场份额,竞相压低产品价格。

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自2023年10月起,该产业经历了激烈的价格战,导致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四大领域的价格跌破产业现金成本,全产业链面临巨大压力。根据光伏产业协会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多晶硅和硅片的价格下滑超过40%,电池和组件的价格也下滑超过15%。这加剧了产业的竞争强度和亏损情况。具体而言,2024年上半年,光伏产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硅片领域的龙头企业隆基绿能和TCL中环分别亏损52.4亿元和30.6亿元,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了157.0%和168.0%。与此同时,硅料领域的协鑫科技和组件制造商晶澳科技也分别亏损了14.8亿元和8.7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了127.0%和118.0%。根据2024年度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预计隆基绿能和通威股份这两家光伏产业的领头羊将分别面临超过70亿元的亏损,创下这两家公司上市以来的最大亏损记录。

类似的情况也在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出现,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低、价格竞争激烈及增收不增利等问题。尽管短期内这种“内卷式”竞争可能会帮助企业扩大销量和提高市场份额,但从长远来看,“内卷式”竞争只会造成多方受损的局面,形成“无利润的繁荣”,阻碍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重复布局、政策套取乃至“圈地运动”的趋势,这些问题很可能引发过度的产能投资和“内卷式”竞争。因此,需采取措施遏制这类现象,促进相关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但不限于加强政策引导、优化产业结构、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等。

(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存在的“旧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个是出现的“新病”进一步加剧了其经营困难。

在“旧疾”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技术储备有限及资金约束等因素,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许多中小企业面临技术升级的需求和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这对中小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构成了重大障碍。特别是持续融资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安全。此外,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现象依然严重,这进一步限制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和运营能力。

在“新病”方面,中小企业面临由全球采矿业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引发的“涨价潮”,以及市场终端价格竞争激烈的双重夹击。2024年上半年,铝、铜、锌等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了10%—20%,中小企业由于在市场中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和定价权,导致其原材料采购成本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部分产业因终端市场竞争激烈而爆发新一轮的价格战,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将上升的成本转嫁给下游客户,只能自行承担这部分额外开支。

根据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自2024年5月以来,小型企业的PMI一直位于荣枯线之下,表明中小企业持续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尽管中型企业在2024年11月和12月短暂越过荣枯线,但全年大部分时间里也处于收缩状态。这些指标表明中小企业不仅需要面对传统的发展难题,而且需应对新的市场挑战,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现有困难,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促进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政策措施应着重于改善融资环境、减轻成本负担、提升技术水平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

(五)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深化,正在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布局。特别是美西方国家推行供应链“近岸化”与“在岸化”,并倡导“友岸外包”及产业回迁策略,实施所谓的“中国+N”战略,这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

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制裁,试图强行分割基于市场规则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促进制造业向区域化布局转变。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和本地区。例如,美国针对光伏、锂电池等产品设置了本地化指标,鼓励企业在其国内设立生产基地,并逐步提高这些产品的本地化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在不断扩大打压范围。2024年10月29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关税,税率介于17.0%—35.3%之间;同年12月,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起了自2022年以来的第三次管制行动,新增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如北方华创、拓荆科技、新凯来等)共140家公司的出口限制。美国通过扩大制裁范围,意图封锁中国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25年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其采取的广泛关税措施预计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并给中国工业品出口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2025年2月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随后在3月3日,再次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宣布自3月4日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此外,在2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提出,计划对欧盟的汽车及其他所有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在3月4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中重申,将于4月2日开始实施对等关税措施。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的行为,不仅直接威胁到中国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而且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工业品出口面临的挑战。这种全球需求疲软的局面将对中国依赖出口的制造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

多维驱动:中国工业经济稳健前行的根基

当前,尽管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前期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老问题与新发展环境下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但从整体上看,2025年的中国工业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隐忧,但拥有更为坚实的支持因素和有利条件。支撑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较为雄厚,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向好的趋势未发生改变。

(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是评估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持续关注并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审批事项大幅减少,资质许可认定流程显著简化,为市场主体创造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发展环境。

根据《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数据,在参与评估的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78位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第43位,显示出中国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方面的显著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提升对接水平,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根据《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在吸引外资方面,2023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达到53 766家,较上一年度增长39.7%,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达11 339.1亿元,维持在历史高位,这表明中国对外资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

(二)产业体系配套完整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体系完备、配套齐全且协同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保障产业安全、促进产业创新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自201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并连续13年保持这一领先地位。截至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2%,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量中的份额约为3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41个工业大类,这些大类进一步细分为207个工业中类,而这些中类又可进一步拆解为666个工业小类,全面覆盖了工业领域的各个方面。这种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构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中国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从零部件到终端产品,从原材料到相关配套设施,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形成了高效、全面的生产网络。凭借这一强大的产业布局,中国得以长期维持高效的生产能力,并以较低的成本向世界市场提供种类繁多的工业制成品,特别是在输变电设备、家用电器及交通设备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这不仅巩固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关键地位,而且确保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从长期竞争优势的视角出发,持续推进产业体系的优化与升级,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实现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战略选择。

(三)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其科技发展水平体现出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将其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主可控的关键举措。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能力排名中跃升至第11位,在前30名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过去十年间,中国是全球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22年,中国在研究与实验发展(R&D)方面的经费投入达到了33 357.1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了8.4%,显示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从R&D投入强度来看,中国的R&D经费占GDP的比重位居全球第12位,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7%)。此外,中国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23年底,累计培育了超过14万家此类企业,其中“小巨人”企业数量达到1.2万家。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内展现了卓越的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提升中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提升

宏观经济治理强调通过创新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尽量避免“合成谬误”,即防止政策出现短期性、地域局限性和碎片化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需增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消费、稳定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自2024年起,国家加大了政策力度,采取更为精准的政策组合来强化宏观调控。例如,“两新政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加速了供给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有效激发了更多的潜在需求。

在确保现有政策措施得到有效实施的同时,国家还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这些政策既关注需求侧,也重视供给侧,目标是在短期内提升社会的有效需求并改善市场预期,同时在中长期内推动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政策工具和加强各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进一步巩固经济恢复和向好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揽子增量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对关键领域的财政支持、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推进金融改革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等。此外,政府还致力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为中国工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多维施策: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既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也迎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和重要引擎,其潜力挖掘与有效释放成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核心命题。与此同时,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产业竞争的无序、企业发展的困境和市场拓展的瓶颈,也对中国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文围绕深挖内需潜力、推动动能转换、破解产业内卷、助力企业发展和拓展市场格局等维度展开,系统探讨优化消费与投资、协同新旧产业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强化企业主体活力和扩大市场开放等关键议题,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培育增长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一)深挖内需潜力:消费环境优化与投资效率提升

当前阶段,应重点解决内需拓展中的制约因素,尤其是那些阻碍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次结构和体制问题。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物本”到“人本”的消费能力提升路径

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核心,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增加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建设。以扩大中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责范围为切入点,适度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职责分配。例如,适当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并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待遇。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医保的补助水平,加快育儿补贴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二是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得到全方位保障。深入推进市民化工程,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发其消费潜力。

三是逐步将国有金融资本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采取平稳有序的方式,分阶段地将国有金融资本引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减轻居民缴费负担,增加实际领取的养老金金额,促使居民将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

四是推进城乡接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打破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推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此外,应显著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失业居民的社会救助力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

综上所述,通过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市民化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有效破除内需拓展中的限制,特别是针对消费需求增长面临的深层次结构和体制问题。这不仅有助于短期内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而且为长期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举措体现了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增强社会福利的决心,同时也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2.完善消费环境治理:从权益保护到标准升级的消费意愿激发路径

为了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充分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需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尽快建立并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集体诉讼机制,对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广告、价格欺诈及隐私泄露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在此基础上,增强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威慑力,确保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

二是解决消费者维权难题。切实解决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鉴定困难、举证成本高和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支持,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坚决防止地方政府插手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确保司法公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不正当行为的影响。

三是提升消费品质量标准并与国际接轨。全面推动消费品质量标准的提升,并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实现内外贸产品的同线同标同质。特别是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上,应参照国际最高标准,加快产品安全、健康、性能、环保和检测等方面标准的更新升级。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市场上流通的产品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和使用各类商品。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通过提升消费品质量标准,将其与国际接轨,可以有效营造一个安全、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意愿,更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政府应持续关注并优化相关政策,确保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

3.提升投资效能:从方向精准到职能清晰的工业稳定增长路径

在当前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且国内有效需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投资成为保持工业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是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关键,有助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一是精准把握投资方向。应集中资源推进一批能够补齐发展短板、改善民生条件,并平衡短期需求与长期规划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优化供给结构,而且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网络、数据中心等),并深入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危旧住房改造,补齐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发展短板。此外,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以推动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科学合理地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结构,深化可行性研究,提升项目储备工作的质量,并加强不同类型政府投资间的协调配合与差异化布局。这有助于确保投资项目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地方政府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制定详细的工作指引,建立健全评估与激励考核机制,释放投资潜力,助力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形成合力。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获取生产要素及法律保护等方面享有与其他企业同等的权利。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精准把握投资方向和清晰界定政府职能,可以显著提升投资效率,确保其在稳定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地方政府投资决策机制和保障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等。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短期内提振经济,而且为实现长期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政府应持续关注并优化相关政策,确保市场环境健康有序,进而助力中国工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二)推动动能转换: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协同路径

推进工业增长中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转换,是确保中国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其核心在于协同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

1.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一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环境效率。通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和绿色化方向转型,并优化组织管理,可以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效率,部分缓解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二是向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增强高品质产品设计生产能力、精益制造能力、高水平质量管控能力和品牌运营能力,传统制造业可以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产品高端化、品质化和个性化,从而开拓新的市场和增长空间。

三是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不仅有助于自身稳定增长,而且在精密制造、关键材料与零部件供应等方面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持。此外,传统制造业还可以为新一代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提供多维应用场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成为拉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需求端动力。

综上所述,推动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是实现中国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不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环境效率,缓解了成本压力,而且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市场空间。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传统产业的制造基础与应用场景。未来政策应强化两者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实现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形成和累积新的增长动力,而且为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新技术来源。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可以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推动其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一是政策资源的平衡与分配。为了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转换,政策资源的分配应注重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应更加积极地推动传统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新兴技术的应用,促进先进技术的扩散,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政策制定应基于传统制造业与企业的实际需求,重点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单纯追求“数智化”。

二是形成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格局。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传统制造业深度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之间互为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新旧动能转换将更为平稳,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将更为强劲。

综上所述,通过协同推进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可以在稳定现有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确保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这要求政府在政策设计上既要注重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也要鼓励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最终实现新旧动能的无缝衔接和产业升级。

(三)破解产业内卷:政策规范与市场优化协同治理

在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讨论中,一个关键议题集中在部分新兴产业中的“内卷式”竞争现象。具体而言,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企业层面,即企业在有限市场空间内过度竞争而未能有效提升整体产业水平,而且反映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内卷式”竞争上,尤其是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激烈竞争,以及通过提供超常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的做法。此外,对本地企业的过度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降低了市场竞争的真实有效性水平及资源配置效率。为了有效治理这种“内卷式”竞争,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规范地方政府优惠补贴政策的条例和办法。制定规范地方政府各类优惠补贴政策行为的相关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补贴政策的实施条件、范围、方式、名目及优惠程度。清理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的各类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并推动优惠补贴政策的重点从产能投资与生产环节转向研发创新环节。严禁地方政府通过干扰司法程序或协调银行贷款等方式强行维持“僵尸”企业的生存。

第二,加快疏通低效、无效企业的市场退出渠道。增强破产程序的司法独立性,防止地方政府对企业破产程序的直接干预。明确出资人在企业破产清算中的责任,当企业符合破产条件时,出资人需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履行破产清算义务。如未履行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进一步优化企业破产程序,压缩相关法定期限,降低破产资产的评估、审计及拍卖成本,减少破产程序的整体费用。同步完善辅助退出机制,强化相关政策的托底保障措施。

第三,积极支持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链。借鉴日本部分产业链转移的成功经验,通过引导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整合全球资源,突破技术壁垒,规避海外市场进出口限制政策,从而为国内企业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第四,切实为兼并重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优化兼并重组相关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企业加强对兼并重组的融资支持,鼓励金融资本多渠道参与钢铁等产业的兼并重组。全面推动消费品的质量标准提升,加快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防止低质低价的“内卷式”竞争。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治理措施,可以有效缓解新兴产业中的“内卷式”竞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为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四)助力企业发展:经营减负与创新支持双轮驱动

1.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为了切实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应加大以下法规和方案的落实力度:《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方案》。国有企业及中央企业应当率先解决资金拖欠问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就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关键制造业企业,应进一步强化普惠性扶持措施,持续推进税费减免工作。更精准、高效地满足中小微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完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和融资增信体系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特别是对钢铁、有色等高耗能产业的超低排放改造、低碳冶金技术应用、“卡脖子”材料研发及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项目,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2.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需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是提升产业链参与度。鼓励中小企业重视产业链和生态系统建设,积极参与由大企业发起的“揭榜挂帅”项目,在细分市场中形成专精特新的发展模式。

二是搭建沟通桥梁。积极搭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营造相互协作、协同推进的融合发展环境。在国家产业规划、科技计划等政策中构建联动机制,强化资源保障,并设立专项引导资金,鼓励大中小企业联合申报项目。

三是发展供应链金融。以制造业领军企业、“链主”企业为基础,建立供应链融资核心企业库,鼓励核心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建立基于供应链的融资服务平台,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实现大中小企业互利共生。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治理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而且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要注重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协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为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政府应持续关注并优化相关政策,确保市场环境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进而支持中国工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五)拓展市场格局:渠道建设与服务开放协同推进

1.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

为了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强化渠道建设。以消费需求为核心,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提升消费者的购物和服务体验。积极利用社交网络等新兴渠道与平台整合流量资源,实现价值转化。积极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对接海外买家,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二是完善专业市场建设。继续深化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联系,通过链接上下游资源、高效对接供求关系,不断提升市场的专业化和品质化水平。这有助于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链条,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是完善海外市场建设。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产业对外窗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强化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建议地方政府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推动企业积极布局“一带一路”及其他战略市场。在此过程中,应通过外交协商、行业联合游说及法律维权等多种机制,帮助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保障其海外合法权益。

2.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

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其发展。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服务,激发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内生动力,注入创新活力,增强其服务本国高端制造业的能力。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面向全球市场提供专业生产服务,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服务竞争力。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治理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开拓多元化市场,而且可以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通过加强渠道建设、完善专业市场和海外市场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增强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能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增强其服务高端制造业的能力,促进中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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