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维新运动的关键人物黄遵宪因遭到解职，返回了他的故乡嘉应州（现广东梅州）。归乡后的黄遵宪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修建的书房“人境庐”中度过，并自称人境庐主人。人境庐取自陶渊明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寓意在喧嚣尘世中寻求宁静。正是这份宁静，使黄遵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辑录了150首诗作，编纂成《日本杂事诗》，此后还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收录于《人境庐诗草》。

实际上，人境庐主人隐而不退，他密切关注时事政治，与梁启超、丘逢甲、严复等人保持一定的联系和交往；他更是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创立了嘉应兴学会议所，并亲自担任会长，积极推动新式学堂的建设。需指出的是，严复之思想尤其是《天演论》对晚年黄遵宪推动“造新字”、“变文体”、兴办新式教育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黄遵宪与严复的初次相识，应追溯至1896年在天津。1895年初，由于甲午战争中清廷连续失利，张之洞急调通晓日本国情、时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回国。黄遵宪初于南京主持江宁洋务局，办理江南五省堆积教案，因处理妥善、办事出色，受到许多大员重视。而后，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调黄遵宪到天津海关任职。于是，黄遵宪于1896年9月16日北上天津，之后便很快拜会了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的严复，主要目的应是寻求严复支持其与汪康年、梁启超一起筹办的《时务报》。严复在写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昨公度（黄遵宪字）观察抵津，捻大报一时风行……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已也”，并以“寄上汇票百元”入股的实际行动表示支持。

黄遵宪在10月1日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信中，也谈到“严有龄真可爱，谭吐气韵，通西学之第一流也”。此处的“有龄”应该是“又陵”之误。从语气上来看，黄遵宪之前应该听说过严复这个人物，但二者并不熟识，甚至未谋过面，以至于在信中把严复的字写错了。

在目前收集的严复书信中，尚有1897年10月写给汪康年等人的一封信，当中提到托黄公度带《国闻报启》到《时务报》刊发，但信的落款是“弟夏曾佑、严复、王修植同再拜”，与其余信件落款“侯官严复顿首”大为不同。所以，1897年的这封信应不是出自严复的手笔。可见，严复当时与黄遵宪并未有太多深入的交往。但二者在天津的初识，严复“通西学第一人”的谈吐气韵却给黄遵宪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1898年回到人境庐后的黄遵宪，因地处偏僻，“所居地电报局均不能通”，与外界多有隔阂，又因党祸牵连，亲朋故旧亦多未敢登门拜访叙旧。在这样的情境下，同年冬天黄遵宪却收到严复赠书，其中包括《天演论》，“戊戌（1898年）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

严复赠予的《天演论》等书籍无疑成为黄遵宪此时重要的精神食粮。1902年，其在给严复的去信中说到“《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可见黄遵宪退隐人境庐数年间亦潜心研读严译《天演论》。但为何3年后才突然写信告白此事呢？其实，我们从信中其余内容便可分析得出背后的原因。黄遵宪于1902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并对《名学》一书推崇备至，称该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此书不足观，然汉以前辨学而能成家者，只此一书耳）。又如陆宣公之奏议（以体貌论，全不相似。然切理餍心，则略同也），而切实尚有过之也”。更是称赞严复“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继而提出“仆不自揣量，窃亦有所求于公”，信中一半的内容阐述其“造新字”“变文体”的设想，欲求教于严复。

信中谈到《名学》应是严译《穆勒名学》未正式出版的书稿，该书直到1905年才在金陵木刻出版上半部，可见二者虽无深交却一直保持着书友的关系。严复在翻译该书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名辩学对西方逻辑术语进行创造性的译介，例如将“logic”译为“名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传统逻辑的基本内容，包括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方面，还介绍了归纳法的多种形式和规则，不仅让中国人了解到西方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可以说，严复《名学》等译著为黄遵宪实施“造新字”“变文体”等设想提供了实施的范本。

从表面上看，黄遵宪信中的“造新字”“变文体”参照物是《名学》，但背后之肌理实际上却是严复之“天演”求新求变思想，二者之间是标本的关系，所以此信也是从3年前严复“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说起。黄遵宪经过数年对《天演论》的研读，天演之思想已经悄然地融入他的思想当中。该信中虽再无直接表述与天演相关之内容，但我们却可以从其他材料看到黄遵宪开始大量使用天演的话语。比如，在1899年《己亥杂诗》组诗中，他写道：“乳草删除缘几美，旧花别换日新红。去留一一旧天泽，物自争存我大公。”并自注：“严复译天演论，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1902年5月，黄遵宪在致梁启超函中用《天演论》的思想解读《易》书，提出《易》一书就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观点。文末，他还炫耀起这一发现与严译《天演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严又陵以乾之专直、坤之翕辟，佐天演家质力相推之理。吾今更以此辞为天演之祖。公闻之不当惊喜绝倒乎！”

此时的黄遵宪常用严复的民智、民力、民德思想来解释时政，阐释他的思想，比如他在与梁启超讨论局势的时候就多有此类表述，1902年5月信中写道“仆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12月的信中又5次谈到先开民智，还专门论述了“而民智既开，民力既壮，或争之而后得，或夺之而后得，民气日张，民权亦必日伸。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推之其变态，吾不知其结果，吾敢断言也”。

可见其民智、民力思想正是来自“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思想。而正是对“先开民智”的执着，晚年黄遵宪几乎只做了两件事情，那便是著书与办学，推动民众的思想启蒙。这几乎也是严复一生主要从事的两项事业。

严复与黄遵宪虽无太多直接亲密的交往，从后者留下的书信来看甚至只是书友之间的关系，但严复尤其是严译之《天演论》等著作对黄遵宪晚年的思想和活动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二者在精神上保持着直接亲密的共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