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则标志着国际社会决心坚守法治精神，以法律终结战火、以规则重建秩序。这段历史深刻启示我们：国际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器，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保障。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历史、聚焦现实，正是为了以史为鉴、以法为器，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法研究和实践注入新的动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交织，地缘政治冲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调整。与此同时，我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这一进程既需要国内法治定国安邦，也离不开涉外法治保驾护航。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如何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如何通过国际法、国际法治增强中国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贡献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中国国际法学界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在此，我想和读者朋友及业界同仁们分享三点思考：

　　第一，国际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在法治轨道上开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既要依托国内法治筑牢根基，更需通过涉外法治联通世界。而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通用语言”，既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依托，也是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盾牌。近年来，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法治化保障，到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中国始终以国际法为依归，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求与国际法的创新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第二，国际法治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能源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跨国性问题层出不穷，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然而，国际法正遭遇碎片化与工具化的侵蚀，某些国家以“规则”之名行霸权之实，将国际法异化为地缘博弈的筹码。当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法作为多边合作的基石，其自身的强制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也亟待加强。中国始终是国际法治的坚定践行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积极履行《巴黎协定》到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我们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推动国际社会共商共建共享。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将自身的发展需求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增量方案。面向未来，我们呼吁各国超越零和博弈思维，以国际法为载体达成共识，谋求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高度关注人工智能时代国际法规则的重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正重塑国际权力结构与安全范式，ChatGPT、DeepSeek正在改写知识生产，而无人机已模糊战争边界。算力竞争、算法博弈、自主武器伦理、数据主权争夺等新问题，迫切要求国际法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瞻治理”。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已在这一领域主动作为，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首次提出“技术向善”等法律原则。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建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技术盾牌”规则、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的权责分配规则以及打造发展中国家参与AI伦理标准制定的普惠机制。中国国际法学界应勇立时代潮头，顺应高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国际法教学、研究和实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推动将技术治理的“中国理念”转化为国际规则的“中国贡献”。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国际法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是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更是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国际法学界应勇担使命，奋力书写国际法的中国篇章，既要扎根中国大地，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护航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也要胸怀天下，以法治智慧和力量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