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举措，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

前沿技术已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力量。近日，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提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将重塑全球安全格局。”因此，在把握前沿技术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需充分考虑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对其的影响和塑造，才能更好地理解前沿技术治理中的国家安全关切，有助于探索更加自主可控的前沿技术发展路径。

前沿技术是挑战更是历史机遇

前沿技术是中国实现科技弯道超车、新兴产业崛起、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

技术革命重塑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快速采纳和应用，绕过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进而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例如，量子计算凭借其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能够在密码学、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颠覆性突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而且有望在国家急需领域形成“非对称”优势，并在未来的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前沿技术的进步推动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从粗放走向集约、从不可持续走向可持续。在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之际，外部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反而可以激发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催化剂。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在芯片研发和制造方面的投入。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芯片企业通过自主创新，逐渐实现了从低端制造向高端设计的转型。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催生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从而推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在高附加值产业中的地位以及创新能力。前沿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通过对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的持续创新，使得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显著的市场份额，而且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根据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理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还将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如电池材料、充电设施、智能交通等，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促使产业链向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前沿技术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

回溯近代人类发展历程，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生产组织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军事战略形态的深刻变革。

变革性：重构传统体系的“双刃剑”。前沿技术的变革性特征表现为对传统产业体系、政治安全格局和法律伦理框架的根本性重构。例如，人工智能安全挑战的本质在于技术能力超越人类控制能力的临界点，以及社会系统适应技术变革的滞后性。在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中，人工智能技术已展现出改变现代战争形态的能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具有军民两用特性，企业利益诉求与国家安全目标存在潜在冲突，这也使得技术扩散风险加剧，模糊了战时与平时的界限。基因编辑等技术的滥用将引发深远的道德危机，挑战传统的人伦界限。量子技术一旦实现突破，现行加密体系将面临全面失效风险，影响民用和军用通信的安全基础，对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信息系统构成系统性威胁。

垄断性：权力格局的“技术霸权化”。前沿技术的垄断性特征正在重构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技术-资本-政治”的新型安全复合体竞争模式。作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前沿技术一旦突破，其拥有者将具有技术先发优势，通过构筑技术专利壁垒掌控产业发展话语权。例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掌控EDA工具、IP核等上游环节，荷兰垄断光刻设备，韩国主导存储芯片，中国台湾把持晶圆代工，这种“分封制”格局增强了先发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控制力和产品定价权，甚至沦为霸权的工具。相反，对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落后的国家往往面临“科技依附”风险，丧失发展自主权，导致国家主权的实质性削弱。

不可预知性：风险治理的“灰犀牛”。前沿技术的不可预知性源于技术本身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和复杂社会效应的交互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突破传统科技伦理和价值文化的边界。例如，量子计算的突破时机和具体路径同样难以预测，使得相关安全准备工作面临极大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预知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潜在性。技术不可预知性还表现为当下无法想象的技术后果。比如，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与人类价值观不符的目标导向，而强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类极端风险虽然概率低，但影响深远，构成了国家安全的新课题。

自主可控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中国路径

面对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多维度的战略举措，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同步提升。

强化自主创新体系，技术自主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保障。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支持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精密仪器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策源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协同，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本土龙头企业，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链的韧性和活力。

构建伦理与法律框架，实现技术可控性治理。技术发展须以安全可控为前提。需加快完善技术伦理规范和法律监管体系，划定技术应用的“红线”。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需通过生物安全法严格监管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场景，防范生物恐怖主义风险。同时，推动技术标准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量子通信协议、AI伦理准则的制定，将中国方案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增强技术治理话语权。

深化开放合作，平衡安全诉求与国际竞争。参与国际科技博弈，既要维护核心利益，又要拓展合作空间。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计划，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联合实验室，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推动技术成果共享。加强与欧美国家的技术交流，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量子计算、疫苗研发等联合攻关，以共同利益缓和地缘冲突。

建立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增强战略韧性。技术风险的不可预知性要求建立动态预警与应急机制。一方面，加强技术安全评估，设立国家级AI安全监测平台、生物安全信息共享网络，实时追踪技术扩散与潜在威胁；另一方面，推动“平战结合”的应急能力建设，例如模拟量子计算攻防演练、基因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提升危机处置效率。此外，加强公众科普与舆论引导，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自主可控的本质，是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实现“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以底线思维防范颠覆性风险，以进取姿态抢占技术制高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唯有如此，方能在前沿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中，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世界贡献科技治理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