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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汪兆骞被授予“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他在职业生涯中，始终踏踏实实地“为他人作嫁衣”，孵化众多经典作品，被一众作家亲切地称为“汪爷”“汪编席”，自己则不著一字。汪兆骞从75岁开始写作，每年都有2~3本新书面世，《民国清流》系列、《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等作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亲历者的“证词”。

“我周一到周五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写作，上、下午各三小时，一天写3000到5000字，这些内容我都是早上沿着二环散步时就想好了的，写起来非常流畅，你看我的手稿很少有删改的地方。”今年85岁的汪兆骞先生说起话、走起路都依然闪烁着少年感。

现代文坛巨匠曾是他的师长、故知；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当代文学干将则或视他为知己，或尊他为引领人。置身现当代文坛，汪兆骞不仅是一位作家、编辑家，更是历史见证者、忠实记录者。

并不遥远的“民国清流”

“这盏台灯原是聂绀弩办公桌上的，他退休的时候赠予了我。”汪兆骞的书房在房间的最深处，书桌上这盏宝石绿灯罩、白铜底座的台灯擦拭如新。“一直放在这儿，每天写作的时候，都看着它。”

因童年时住在饮冰室书斋的对门，梁启超遗孀王桂荃老夫人经常抓一把糖给他，上中学始读梁任公的文章，虽无缘与前辈谋面，但深深被梁任公精神濡染，于是有了《梁启超在饮冰室》；因与李叔同远亲叔侄二人为同班同学，且小学的校门往北不远就是李叔同的故居，曾是童年常来常往的乐园，于是有了《李叔同传》；因为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就有很多从民国进入新社会的“民国清流”，左联领导人之一楼适夷、曾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言的严文井、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韦君宜等，他们如一条条大江大河滋养了汪兆骞的文脉，于是有了《民国清流》系列……

“我在撰写民国人物时，感觉并不遥远。他们都是我身边的人，书写起来感觉特别亲切。”汪兆骞的《民国清流》系列一共写了7本，从1917年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支撑书籍的主要人物，很多是我熟悉的，不像有些学者完全依靠材料堆砌。”在汪老看来，只有倾注情感，才能与人物交流；有了交流，才能深入认识这个人物。

“鲜活”，是读者对汪兆骞一系列创作的一致评价，也是《民国清流》系列再版12次的重要原因。“纪实文学的特点就是人物必须立起来。如果写得平板，读者会生厌。一定把人物写活，让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汪兆骞言道。

“不虚美，不隐恶”

最近，汪兆骞的新作《鲁迅正传：非凡与平凡》付梓。这部书以“双线交织”的叙事策略重构鲁迅形象。主线聚焦鲁迅从绍兴少年到文学巨匠的生命轨迹，副线则以被历史遮蔽的朱安夫人为切口，展现其作为丈夫、儿子、兄长的复杂身份，展现鲁迅平凡、温情、小气的另一面，让鲁迅从“神坛”回到“人间”。

“正常人仰望神坛上的神，只有敬畏，没有亲切感，他成了一个冷漠的符号。这实际上是对鲁迅的疏远，甚至是‘捧杀’。我希望能将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在人间展现其不平凡的人生。这样，读者才会更喜欢阅读鲁迅。”汪兆骞说，“我所有书写的文字都必须真实。引用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反复核查。我不愿虚伪地夸大鲁迅的光辉，也不能隐匿他的弱点。在考证其人性时，小节可以略过，但既然要写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应该将他真实的动人之处和令人遗憾之处都写出来，这才是真实的鲁迅。我在所有书籍中描写人物都遵循这一原则。”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这句话，是汪兆骞一直以来崇尚和坚守的写作准则。“你一定要一字不差地记下来啊。”他再三嘱咐记者。

始终书写知识分子

“我的20多本书，主题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奋斗精神、追求光明的群体。我认为他们应该被树立起一个共同的正面的、正确的形象，有些作家的写作对知识分子过于严苛了。”汪兆骞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核心是家国情怀和正义追求。

“另外，我在评价知识分子时，从不沿用例如“鲁郭茅巴老曹”这种排序。”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人物，如同高山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不应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他们互相依存，各自成为自己领域的大树，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壮丽景观。”

在对待当代文坛诸将上，汪兆骞同样持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共情他们的人生际遇。

在《我们的80年代》一书中，汪兆骞将他熟稔的作家朋友和他们创作过程的悲欢点滴一一呈现，形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新时期文学史。

在这部书里，有吃一顿三角五分钱的肉丝面便已如富翁般满足的冯骥才；有递给编辑《白鹿原》初稿时，说出“我连同生命一并交给你们了”的陈忠实；有当年背着书包来编辑部投稿被误认成中学生的王朔……

“王蒙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的时候，开学时候穿了一身崭新的灰西服，结果套上身后就再未脱过，直到去新疆才换了一身新棉袄。”

“王朔曾开了一家饭店，印了个名片，上面写着厨师、服务员、收银员……合着一个饭店就他一个人；‘汪爷’也是从那时由他叫开的。”

这样的故事，在汪兆骞那里太多太多了。

历史自会有它的邂逅

“我大学就规划人生目标：写一部真实、好读、形象化的中国文学史。75岁前都在准备——当编辑时我绝不占用工作时间创作，必须‘为人作嫁衣’，也正因为我踏踏实实地编发他们的作品，才和王蒙、蒋子龙、陈忠实等作家成了知交。陈忠实写《白鹿原》时的创作焦虑都和我聊，张贤亮在影视城摆着我编的书，说‘最信任汪兆骞’。写他们的本质是写友谊。”汪兆骞说。

粗略算下来，汪兆骞平均一年要写60万~80万字。这里说的“写”，是实实在在地用笔手写，也极少用电脑查资料，所引用的史料、原文大多来自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读书笔记。刻意地保持与电子设备距离，是他一直坚持的。“手写和电脑打字的写作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电脑打字就少了字斟句酌的思考过程，很多都是输入法替人联想到的字词，而不是放在此处此时最准确的内容。”

“王蒙经常劝我改用电脑打字，说这样快、还方便，但我一直没，而且我也觉得他手写的作品比现在打字的作品更好。”

汪兆骞从来实话实说。比如，当年《当代》某编辑曾毅然推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他表示这是编辑的权责使然，“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评价作家作品本来就非常主观。不只是路遥，《当代》退掉张炜、王朔的优秀作品也是有的。但历史自会有它的邂逅。”

“若未来有人书写《汪兆骞传》，您最想被写的一段是什么？”

面对记者这个问题，汪兆骞笑了，却没回答。（题图 本报记者 苏墨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