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知止斋主 秦朔朋友圈

2025年5月28日，恰逢铁血词人辛弃疾885周年诞辰，董宇辉与聂圣哲的名字不约而同地席卷全网。当天，在聂圣哲因批评董宇辉而备受质疑之际，于东来高调发声，称其为“时代的智者”，指责支持董宇辉的群体“缺乏思考能力”。

当“爆红”遇见“去疾”，当流量邂逅经典，这究竟是时光的戏谑，还是先贤跨越千年的暗喻？——“心病久矣”，这个时代，或许正渴望着一剂文化的良方。

“宇辉”二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董宇辉在信息洪流中打捞着文化的星光；

“圣哲”一词镌刻着智慧的印记，聂圣哲在历史长河中激荡着当代的浪花。

热点如风，可载经典远行；经典似光，亦能点亮热点。但愿二者相生相长，终成文化长河的奔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箴言穿越千年，至今振聋发聩。闲时读书，忙时书写，记录热点，传承经典，描摹小人物，刻画大人物，追忆老人物，这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热点是时代的呼吸，经典是文明的脊梁，而那些鲜活的人物，无论尊卑，都是历史长卷中最动人的笔触。

为何要执着于写作？因为今日的热点终将成为明日的经典，昨日的经典也曾是当时的热点；今日的大人物终会变成历史的老人物，此刻的小人物或将书写未来的传奇。就像敦煌藏经洞的抄经生不曾想到，他们为糊口而作的“热点文案”，恰恰成了千年后的“经典文存”。若以文字丈量时间，所有的时代都在此刻交汇。

董宇辉：流量时代的超级符号

当一个人成为流量时代的文化符号时，成为争议的焦点似乎也成了必然。董宇辉在直播带货领域的爆火，堪称一场“现象级事件”。

2022年6月，他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以“知识带货”的独特方式成功破圈。彼时，其他主播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9.9元秒杀”，他却用“阿拉斯加鳕鱼跃出水面”这样充满诗意的文案，将大米卖出了别样的文学质感。

这种把诗词歌赋、历史哲思巧妙融入商品讲解的模式，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浮躁喧嚣的直播生态，让观众恍然意识到：原来带货也可以是一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对话。

他的直播间，已然成为快节奏时代的“文化避难所”。当他讲述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人生时，观众仿佛忘却了下单的初衷，沉浸在诗词所营造的意境之中；聊到“谷贱伤农”时，他红着眼眶诉说农民的不易，让带货这一商业行为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温度。

这种“用知识包裹商业”的独特气质，不仅让新东方的股价一路飙升，更让他收获了“卖米诗人”“文化主播”的美誉，被视为“读书人在流量时代的胜利”。

然而，随着名气的急剧飙升，董宇辉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盛名之累”。2023年的“小作文事件”，将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粉丝指责公司“去董宇辉化”，俞敏洪被迫对公司架构进行调整。这一事件，无疑是两人关系中的一段微妙插曲，外界纷纷猜测师徒之间是否产生了嫌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风波暴露了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明星员工与企业管理层在利益分配、品牌定位等方面存在的潜在矛盾。董宇辉彼时的影响力，已然成为东方甄选的一块金字招牌，粉丝对他的过度关注与力挺，使得公司内部的管理天平出现了倾斜。

而公司强调的团队协作、品牌多元性，又与董宇辉个人IP的强势扩张产生了摩擦。好在，风波过后，两人选择了相互理解与妥协。俞敏洪对董宇辉的才华依旧予以认可，董宇辉也未曾忘却俞敏洪的知遇之恩。

2024年，董宇辉离开东方甄选创立“与辉同行”，却又被贴上了“忘恩负义”的标签。但实际上，从俞敏洪后来的种种举动不难看出，两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决裂”。俞敏洪不仅安排资金助力董宇辉收购“与辉同行”，还将该公司的全部净利润奖励给董宇辉，并大方表示公司是送给董宇辉的。

在公开场合，俞敏洪也多次强调，他与董宇辉之间并无隔阂，尽管双方在业务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彼此是忘年交。董宇辉同样在直播中回应，他和俞敏洪关系良好，只是因签了合同，有些细节不便透露，但两人之间确实不存在问题。

由此可见，他们更像是在商业发展的道路上，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却依旧保留着对彼此的尊重与情谊。公众对他的期待，也从“带货主播”升格为“青年典范”，要求他必须完美践行“横渠四句”，这种道德绑架让他的每一次发言、每一次选品都被无限放大。

董宇辉出身农村，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从英语教研主管成功转型为知识带货主播，他的成长路径充满了励志的色彩。他在直播间营造出的浓厚文化氛围，让知识传播变得更加亲切、日常，使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在消费场景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激发了他们对文化学习的浓厚兴趣。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知识在流量时代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变现能力，为知识传播开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路径。当然其发展也自有商业周期。

聂圣哲：舆论漩涡中的批判者

聂圣哲是一位跨界学者、企业家和教育实践者，他首创“匠士学位”，践行养活教育。对于管理实践有其创新性，他曾说，职工不是企业主人，劳资是健康文明的雇佣关系。但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赋予员工极高尊严，如禁用“打工”一词，称其为“工作者”。该理念被纳入《德胜员工守则》，成为管理学界经典案例。他还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创作小说、诗歌、戏剧，其导演的电影曾获国际艾美奖，编剧的黄梅戏也曾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聂圣哲对董宇辉的批判最近引起广泛关注。他斥责董宇辉“贼眉鼠眼”，质疑其文学水平“配不上传播贡献奖”，甚至断言“若青年以董宇辉为榜样，那我们的青年是没有希望的”。这些尖锐的言论，如同一把把火苗，迅速点燃了网络，让他从一个“德胜洋楼创始人”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眼中的“反董先锋”。

然而，他的批判逻辑看似“犀利”，实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撕开了董宇辉直播间的文化伪装，指出“诗词讲解最终是为卖货服务”，深刻揭露了商业逻辑与文化表达的本质冲突；另一方面，他又用“忘恩负义”等道德大棒攻击董宇辉离开新东方的选择，将商业博弈上升为“伦理审判”。

他一直在研究“国民性改造”，可能将一种集体的批判转移到董宇辉个人身上，似乎有些“不能承受之重”。

聂圣哲曾创办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倡导“平民教育”，展现出对社会教育层面的深度思考与实践。但在网络上，他却用“贼眉鼠眼”“董个球”等粗鄙语言攻击对手，多少带有情绪性的表达。

尽管聂圣哲存在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教育、商业、文化等多领域均有涉足，其创办学校、提出“养活教育”理念，显示出他对社会教育层面的深度思考与实践。

他对董宇辉的批判，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传统知识分子对新兴文化商业模式的审视，试图坚守知识传播的纯粹性与严肃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知识内涵的消解。

交锋本质：三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董宇辉与聂圣哲的虚空交锋，实则是三重矛盾的集中体现。

其一，文化与商业的矛盾。前者用诗意的语言消解带货的功利性，后者则用“商业本质论”戳破理想的泡沫。

然而，真相是任何内容创作者都需要商业变现来支撑，就像大树既要向着天空伸展枝叶（追求文化价值），也要深深扎根土壤（获取商业支撑），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二，流量逻辑与传统权威的矛盾。董宇辉代表的新媒体知识分子，凭借用户的喜爱实现逆袭；聂圣哲代表的传统批判者，则试图用“权威姿态”夺回话语权。当罗永浩喊俞敏洪“铁公鸡”未被穷追猛打，唯独董宇辉被揪着不放时，暴露出的是对“草根逆袭”的隐秘排斥。

其三，完美人设与真实人性的矛盾。公众既渴望董宇辉成为“道德完人”，又迷恋聂圣哲的“敢说敢骂”。但实际上，无论是“卖米诗人”还是“民间伟人”，本质上都是被标签化的符号。

这场争论最为讽刺的地方在于，当网友为“谁更纯粹”吵得不可开交时，董宇辉的新账号粉丝突破千万，聂圣哲的视频播放量破亿。

在“流量至上”的规则里，没有真正的输家，只有被算法玩弄的看客。或许正如网友调侃：“这哪是骂战？分明是互联网时代的双簧表演。”董宇辉与聂圣哲，看似处于舆论天平的两端，实则相互映照出当下时代文化传播与价值评判的复杂图景。

董宇辉让大众看到了文化在商业浪潮下的创新生机，即便被商业裹挟，也能绽放出温暖人心的光芒，激发大众对美好生活与知识的向往；

而聂圣哲的存在，则如同一剂清醒的良药，时刻提醒着人们在文化狂欢中，莫要忘却文化本身的深度与严肃性，莫让商业彻底侵蚀文化的内核。

他们的交锋，促使大众去深入思考文化传播的边界、知识的价值以及在流量时代如何坚守本真。

同与异：价值观的多维映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令人困惑的时代。当董宇辉在直播间吟诵“人间值得”时，聂圣哲正在车间讲授“生存之道”。这两位看似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人物，却在当代中国的虚实空间里投下了意味深长的叠影。

从身份上看，一个是新东方名师转型的直播带货主播，一个是跨界教育家、实业家、平民教育倡导者，他们都是不同赛道的文化传播者；

从表达风格上，一个是诗意化语言、文学性表达、情感共鸣，一个是犀利直白、批判性思维、现实解构，他们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美学对立；

从传播内容上，一个是知识普惠、精神激励，一个是生存教育、技能本位，他们走的是理想照进现实的不同路径；

从受众群体上，一个的受众是城市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一个的受众是职业教育需求者、实业从业者，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映射；

从传播模式上，一个走的是互联网直播的即时互动，一个走的是线下办学和自媒体传播，他们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两种典型模式；

从追求目标上，一个追求的是文化消费升级中的精神满足，一个追求的是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实用主义，他们是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当代博弈；

从理念探讨上，一个涉及知识付费的边界讨论，一个涉及教育功利化的质疑，这是转型期中国教育理念的结构性矛盾。

所谓的同与异，本质上都是价值观的体现。我们的人世间几乎所有的距离远近、纠缠不休，根源都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因为价值观指向的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角度不同，看到的世界也就截然不同，观点自然也就不一样。你说大家错了吗？大家都没错；你说大家都没错吗？大家也都错了。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培养“多焦点视觉”的能力。正如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刺猬的专注与狐狸的广博，都是应对世界的合法方式。

作为围观者，我们又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打捞理性呢？

当舆论旋涡渐渐平息，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对董宇辉而言，如何在“文化人设”与“商业变现”之间找到平衡？当粉丝用“横渠四句”绑架他时，他是否还记得最初打动观众的“真诚与质朴”？在与俞敏洪的合作与分离过程中，他又该如何汲取经验，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与个人品牌？

对聂圣哲而言，批判的价值在于推动思考，而非制造对立。当“骂董宇辉”成为流量密码时，他是否还能守住“知识分子”的批判底线？

对公众而言，我们为何总爱将人捧上神坛再狠狠摔下？从“小镇做题家的逆袭”到“忘恩负义的小人”，董宇辉的标签变换，折射出的正是时代的浮躁与焦虑。

或许正如易中天在直播间的隐喻：“当有人问‘谁是曹操，谁是董卓’时，答案从来不在别人口中，而在我们是否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这个价值破碎又重组又被流量裹挟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培养“全景思维”的能力——既要看得见董宇辉闪耀的星光，也要读得懂聂圣哲书写的土地。

因为真正的文明进步，从来都发生在理想与现实的辩证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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