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父亲生于一九四零年腊月，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父亲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村里的抗日小学却不能读，教室小，课桌少，人多装不下。于是父亲只好跟着爷爷在家中的堂屋里读私塾，学生只有两个，父亲和堂叔。

父亲生前跟我讲，那时候，爷爷的八仙桌就是课桌和黑板。常常是爷爷一边喝茶、吸烟，一边给他俩上课。爷爷的要求很严，不光要会念、会背，还要会写，当时没有笔，爷爷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八仙桌上写，父亲与堂叔也蘸着清水比葫芦画瓢。认错一个字，要打一板尺，写错一个字，则是两板尺。

爷爷的板尺可不一般，那是真正的板子（戒尺），是爷爷头些年正式当塾师时用的，戒尺是紫檀木的，黑里透红，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爷爷打人是即时兑现，绝不赊账，父亲求饶没用，奶奶在旁边讲情面也不好使，打时他老人家虎着脸，煞有介事，很是怕人。当然，也只是戒尺高举，轻轻或是较轻地落下，是给父亲留了情面的。尽管没大用力，父亲也会感觉到疼，所以写字认字从不敢马虎。

每天写对1-5个字会有奖励，一般是三五粒炒黄豆，如果这一天爷爷赶了集，奖励会是一小把更酥更香的炒花生。所以，父亲和堂叔嘴里成天吃得香喷喷的，馋坏了伯父和小叔，说，读大学堂的倒不如这两个小屁孩儿，眼馋得不得了。父亲和堂叔感到了跟着爷爷上私塾的优越性，学得就更起劲了。

爷爷除了教父亲认字、写字之外，农忙时要下地耕种，逢二、七大集要到镇上药铺里去坐诊，平时还要应付上门来的病家。所以爷爷这塾师不是专职，只能算兼任。逢到忙时，爷爷教学就顾不上仔细了，往往是匆匆写下几个或十几个字就走了，等晚上回来或第二天才抽空给父亲和堂叔检查书写情况，遇到生动、形象的内容还好，如：“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之类，读着有趣，而且不少字已学过，如果遇到像：“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之类比较虚的字就作难了，好在堂叔好为人师，常在一旁指点一二，有几个拦路虎也吓不倒他们。

常用字写得差不多了，冬天也到了。爷爷不太忙了，开始正式给父亲上课了，课本是《三字经》和《百家姓》。爷爷说，这书是家内孤本，只此一本，以后很难买到了，多少年都不出了，有钱也无处去买，要念书只能是念这本，要自己抄。于是爷爷给父亲和堂叔每人一大一小两支毛笔，还有一个用毛边纸钉的本子。虽说学会写字半年多了，可拿毛笔还是头一回。毛笔粗细不匀，字写得歪歪扭扭，还常常写错。弄不好还把墨滴在本子上。不行，太糟蹋本子了，还得用水写。爷爷让他俩又蘸了水在八仙桌上写，写对写端正了，才允许抄在本子上。这样又背又写，很耗费力气。一晌午下来才学五六个生字，折腾得头上冒汗，屁股发麻，都快尿裤子了，还顾不得上一回茅房。正是因为这从小练就的坐功，背功，抄功，父亲的基础打得特别扎实，使他终生受用不尽。以至父亲在古稀之年，还可以坐在写字台边写作，写一上午不挪地方，几行十几行的诗词，读上两遍即可背诵。后来父亲又跟着爷爷学习了《千字文》、《增补贤文》等书。也是读、背、抄、写一条龙贯串。

跟新式学校迴然不同的是，爷爷教授古诗文只说要义，从不串讲，说是“书读千遍，其义自见”。不像今天的语文老师要逐字逐句讲解，列出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还要求学生牢记备考。结果学生记住的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条文，那些生动鲜活的妙诗佳句倒给忽略了，就如同吃鱼的只吞了鱼骨而忘掉了鲜美的鱼肉。就像这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可反复吟诵，真要细讲，反倒没啥意思了。

回忆当时，父亲说他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到老时仍牢记不忘，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

两年以后，父亲和堂叔正式入学堂，当然他们不用再从一年级读起，而是直接插班到了四年级。语文成绩依然拔尖儿，只是数学课学得吃力，拼了小命赶了一年才算赶上，这样说来，爷爷的两年私塾之教，对父亲的学业进步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张蓓，原名张蕾，山东东阿人。山东省青年诗人协会会员，聊城诗人协会会员。作品有散文、诗歌。曾在《山东青年报》、鲁西诗人发表诗文。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张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