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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美]威拉德·斯特恩·兰德尔著 陈平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和许多美国人一样，经济捉襟见肘。他担任大陆军统帅的8年间，并没有获得任何薪水或退休金，仅能够报销有着完备记录的费用。英国在战后对美国贸易施行的高压禁令，让华盛顿农庄出产的农作物失去了加勒比市场，战后地中海市场也被北非掠走了。作为统帅的华盛顿，几乎没有了收入，他只能将无法继续缴纳租金的农场佃农告上法庭，将他们强制赶出农场。

　　当历史学者、传记作家威拉德·斯特恩·兰德尔翻开乔治·华盛顿的账本时，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一个国家的密码。在《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中，这位历史学者拒绝宏大叙事和对历史人物的神化，他剖开了美国建国伟光正的镀金表皮，露出其下盘根错节的资本经络。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在宣言的结尾处写下这么一句话：“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互相宣誓。”当时，建国者们的生命和荣誉确实悬而未决，但他们的财产又是什么呢？他们通过独立得到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对自由和正义，以及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产生了哪些挥之不去的影响？

　　通过仔细研究建国者们的财务状况，以及他们为塑造一个新国家而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决定，兰德尔尝试回答这些重要且前人几乎从未探究过的问题，并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原因和进行方式进行全新阐释。

　　杰斐逊或许是这种双重性最矛盾的化身。这位以《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撼动世界的哲人，私人账本里却密密麻麻记录着黑奴的名字。兰德尔的考证显示，杰斐逊晚年负债高达百万美元，其挥霍无度的生活完全依赖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的奴隶劳动。这种撕裂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达到顶峰。表面上，他以每英亩三美分的“世纪交易”为美国拓展疆域；实质上，这次购地让他的土地投机伙伴们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数百万英亩土地的优先开发权。

　　这种公私利益的缠斗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体现得更为露骨。作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总设计师，他推动的《联邦债务承担法案》将各州战争债务集中至联邦政府，表面上是为恢复国家信用，实则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债券持有人获得巨额溢价。他主导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虽标榜“促进工商业”，但其股东名单上赫然列着罗伯特·莫里斯等债主集团代表，这些人通过银行信贷将新大陆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私人财富。兰德尔的档案研究显示，汉密尔顿去世时个人资产仅相当于今日50万美元，但其设计的金融体系却让华尔街的资本巨兽得以诞生。这种“清贫改革者造就富裕国家”的悖论，恰是美国建国神话复杂性的缩影。

　　即便是以道德楷模形象示人的华盛顿，也难逃资本逻辑的规训。作为弗农山庄的主人，他拥有超过5万英亩土地，却因过度扩张陷入现金流危机。独立战争期间，他多次以个人信用为大陆军购置军需，这种“爱国借贷”既维系了军队存续，也使其土地资产与联邦命运深度绑定。他在1783年向大陆会议提交的《纽堡宣言》中强调“士兵欠薪可能引发兵变”，表面上是为将士请命，实则担忧暴动会摧毁其持有的西部土地证券价值。当他在总统任上签署《威士忌税法》时，看似是为增加联邦税收，实则为自己的酿酒厂竞争对手套上枷锁，法案对小型蒸馏作坊课以重税，却对大型生产商网开一面。

　　在重构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兰德尔复活了查尔斯·比尔德的经济史观，他曾断言宪法是“动产利益集团”的产物，但兰德尔通过新发现的财务档案证明，即便是反对联邦制的“反联邦党人”，其立场也受经济利益左右：小农抵制宪法并非出于民主理想，而是恐惧联邦税收会榨干他们的微薄收入。这种祛魅化叙事在解释谢斯起义时尤为尖锐：1786年的马萨诸塞农民暴动不仅是对税收的反抗，更是对东部商人垄断信贷市场的绝望回应，而镇压起义的迫切性直接催生了强化中央权力的宪法。

　　资本逻辑的渗透甚至重塑了革命者的国际战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争取法国援助时，其外交辞令与商业算计始终并行不悖。当法国警察突袭其住所搜查机密文件时，却在衣柜里发现成捆的未付账单，这位“美国圣人”早年在费城印刷厂积累的财务智慧，使他深谙如何将国家信用转化为跨国资本流动。而通过虚构公司向美国输送资金，不仅为独立战争注入关键资源，更开创了现代国际金融战的先河，至今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中仍有其身影。

　　当我们从今日的美国望去，会发现美国建国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商业革命。从《航海条例》引发的茶叶走私，到波士顿倾茶事件背后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从大陆会议代表多数持有土地公司股份，到宪法将“促进普遍福利”与“保障私人财产”并列，资本增殖的冲动始终驱动着国家机器的齿轮。联邦政府发行新债偿还旧债，将战争债务转化为国家信用，再通过银行信贷将信用注入实体经济，最终形成“资本、国家、资本”的闭环。

　　兰德尔的颠覆性在于，他拒绝将建国者简化为贪婪的投机客或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拒绝将其贬斥为奸商。正如他在书中强调的：“把建国者贬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将其神化为无私的圣徒，都是对历史的背叛。”这种复杂性恰恰解释了美国精神的根本矛盾：一个诞生于资本逻辑的国家或地区，却始终试图用宪法锁链束缚资本的野蛮生长。当国家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纠缠不清时，所谓“公共利益”究竟是崇高的理想，还是精致的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