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种疾病，消除病耻、恐惧、误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了解它。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你谁也不要说」

天天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不一样，是在高二那年。当时，班上的女生都已经来过月经，只有她没有。

她出生在台州的一个农村，父母观念保守，从没提过任何性教育相关的话题。起初，她也好奇，还和同桌讨论过，但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妈妈着急了，带她去县城的医院做检查。天天记得，当时，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心里还有点期待，她渴望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我还是想要和大家一样」。

那天，她做了两次B超，上午喝完水做了一次，医生没有看到子宫，说她喝水不够，让她出去继续喝。下午又重新做了一次，医生才敢确定，她没有子宫，阴道处也只有一个凹槽。县城的医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建议她们到更大的医院去看看。

天天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能通过阅读妈妈的表情去理解。在妈妈的脸上，她看到了巨大的悲伤，「我好像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不甘心，爸妈还是决定带天天去上海的医院再检查一次。那年暑假，一家三口坐了一趟夜间卧铺大巴去了上海。上海的医生再次确认了县城医生的结论。出了诊室，妈妈哭了。那是上海世博会期间，爸爸更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一切，为了缓和气氛，他提出，既然来了上海，就去世博会看看吧。这惹得妈妈发了好大脾气，「完全没有心情」。她们当天就返程回了台州。

到家后，妈妈把所有的片子、报告藏在了衣柜里。她严肃且伤心地告诉天天，「这件事，你谁也不要说。」

在医学上，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是一种女性生殖系统发育畸形，它的医学名称叫做「苗勒管发育不全」，也叫做MRKH综合症（以下简称MRKH）——在胎儿时期，女性生殖道上2/3由苗勒管发育而来，随着发育的进程，向尾部生长的苗勒管会和其他发育的器官融合，形成子宫、宫颈和阴道上端，但天天在妈妈肚子里时，这个发育过程停止了。

按照发育不全的程度，MRKH分为Ⅰ型和 II型。天天属于Ⅰ型，单纯的没有子宫和阴道，身体的其他功能没有任何影响。她和正常女性一样拥有健康完整的卵巢、外阴、xx染色体、性激素水平，以及除阴道子宫外的一切女性性征。而II型则在生殖系统之外，伴随着其他器官，如肾脏、骨骼、心脏等的发育畸形。

尽管大众对MRKH知之甚少，但在全世界范围内，MRKH并不算罕见病。在流行病学的统计中，它在女性中的患病率是1/5000，这也意味着，全世界有80万的女性在这样的处境中生活，患者数量相当于一个小国（如：不丹）的总人口。在中国，根据这一患病率，有约13.6万女性是MRKH患者。

但事实上，接触过MRKH患者的妇科临床医生们都有一个共识，这个被广泛使用的患病率是被严重低估的——这是2016年，丹麦的临床医疗系统基于过去十年里，所有公立医院的住院和门诊病历得出的数据。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殖系统发育畸形的隐蔽性和强烈的病耻感，很多人并不会去医院完善检查并最终确诊，大量MRKH患者都处于「你谁也不要说」的处境中，在大众视野中长久地缺席。

天天也一直小心翼翼地怀揣着这个秘密。妈妈的那句「你谁也不要说」在她心里种下了一种观念，这件事一定要瞒住，被发现会被当作「闲言碎语的话头」，「是耻辱的」，是「丑闻」。不安和恐惧经常出现在她的梦里。不定期天天会梦见自己没有穿衣服，全身赤裸在一个大广场上，或者在上课。被人看，被人指指点点。

上大学后开始过集体生活，天天发现，「女生之间bonding的时刻，或者月经周期会一样的时候，好像关系就会更好」，为了融入这个话题，她会假装自己也痛经。她的柜子里，会常年放着卫生巾。女孩们偶尔会互相借用，她要保证自己不能说没有。如果被问到经期，她会回答，刚刚结束，或者延迟了。偶尔遇到宿舍另外3个人的经期重叠时，她就会拿出一片干净的卫生巾，折起来，反过来丢进厕所的垃圾桶里。

毕业后，她来到上海工作。她最怕和同事一起出差，十天半个月住在一起，即便同事并不会关心她的经期，但她还是会担心暴露什么。

在家里，除了爸爸妈妈，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奶奶知道天天月经来得迟，后来再问，天天就说已经来了，后来，直到奶奶过世也不知道真相。

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80万女性是MRKH患者图源电影《Fitting in》

「挽救」

作为一种疾病，由于它在身体和文化中的隐秘性，MRKH综合症被认识得很晚。它被正式命名是在1961年之后。MRKH综合症的全称是Mayer-Rokitansky-Küster-Hauser syndrome，由4位发现它的男性医生的名字联合命名。

在通用的妇科医学教材中，MRKH也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女性生殖道发育畸形包括，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

在中国，深圳罗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终身名誉教授罗光楠是最早诊治MRKH的医生之一，他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这类患者。当时，在民间，这类女性被叫做「石女」。这个词带着一种封建的想象力，把缺失的身体，视为冰冷、僵硬、没有血肉的存在。仿佛那不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身体。

关于这一群体，罗光楠教授曾写到：「由于其绝对的隐私性，往往羞于启齿，求医无门，不被社会重视，甚至被社会歧视，个人和家庭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其中大部分病人又分布在广大的农村，由于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往往终其一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

作为一位妇产科医生，秦成路第一次接触MRKH患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刚毕业两三年，在急诊值夜班时遇到过一个女生，同房后出血来医院看急诊。秦成路给女生做检查时发现，她没有宫颈。因为没有经验，当时整个科室都很诧异。过了很多年，秦成路才意识到，那个女生「应该就是MRKH综合症」。

2001年，秦成路开始跟着罗光楠教授在临床上正式接触这类患者。她看到，来就诊的父母反应往往比孩子大。她见过太多嚎啕大哭的父母，「有时候哭得真的很伤心，你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煎熬和痛苦，觉得这孩子就毁了，不可能有未来的感觉」。

她听到最多的问题，是父母问她，「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秦成路告诉《人物》，女性的生殖道发育畸形，目前医学上的解释是基因突变，但由什么引发突变，目前人类对现代医学的探索还不足以解释。

秦成路说，她很不喜欢「石女」这个词，「好像是低人一等，不是很吉祥的人」，作为一名医生，她抵触的另一个原因是，「好像定义成不能挽救的样子」。但现实中，随着医学的进步，MRKH的治疗手段也在逐渐丰富。

在临床治疗上，子宫和阴道的缺失是两件事，一项指向生育，一项指向性权利。

浙江儿童医院小儿青少年妇科主任孙莉颖接触到的MRKH患者大多年纪很小，很多都是因为不来月经而被母亲带来医院检查，确诊后，母亲的反应总是最大的。她们会怪自己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哪个环节没做好，「我没给她生好」。「在这件事上，学历不分高低，都会先怪罪自己给孩子带来了一些缺憾。」她们的崩溃在于，「（孩子）一辈子没有生殖能力，那怎么办呢」？

但事实上，MRKH患者拥有健康的卵巢，有生殖能力，只是无法孕育受精卵。孙莉颖会先告诉这些孩子和家长，「生殖只是女性的一个方面，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必须完成的」。如果真的很想要一个孩子，她会安慰她们，医学的进展很快，未来子宫移植并不是不可能的。根据生物医药行业媒体STAT报道，截止到2024年8月，全球已经有70名婴儿通过子宫移植诞生。

除了生育需求，更多的MRKH患者更急需的治疗是——她们需要重建一个阴道，这是她们获得性权利的最重要方式。

目前，国际主流的阴道重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顶压法，即用模具在阴道的位置顶出通道，每天顶压一到三次，每次十到三十分钟，坚持半年。顶压成功后，还需要定期继续使用模具或保持一定的性生活频率维持，这种方式对患者的医从性要求很高。在国内临床上，秦成路和孙莉颖遇到使用顶压法的患者不多。因为顶压的时间比较长，要求患者非常自律，效果上来说也经常深度不够，很多人在顶压的过程中就放弃了。

另一种方式则是用其他人体组织在患者体内进行阴道再造。秦成路第一次接触这类手术是2001年，当时，一位患者从湖南来到深圳，找罗光楠做阴道再造手术——那是罗光楠曾经在湖南工作时接诊过的一位患者，确诊MRKH时她的年龄还很小，罗光楠建议她成年后或要结婚的时候再做手术。2001年，她18岁，来深圳找到了罗光楠。

秦成路对她印象很深，「好小的一个小朋友」。当时的手术方法是，打开腹腔，切一段乙状结肠作为再造的材料，手术比较大，做了三四个小时。手术的切口也大，深圳的天气比较热，术后伤口还发生了一点感染，但最终都愈合好了。

除了用手术的方式为患者解决生理难题，当时，深圳罗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们也在为消除MRKH的病耻感做着努力——病房里，做手术病人的床头卡上，疾病名称会用「M」代替「MRKH」。医生们还发现，很多农村女孩来做手术是一个人。她们不愿意告诉父母，自己在外打工，存钱来做。但一个人做手术没有人在手术单上签字，是不行的。这样的女孩多了，罗光楠决定，在医务科备案之后，「亲属」这一栏写他的名字。后来，很多医生的名字都在「亲属」这一栏中出现过。

罗光楠（中）和团队成员，右三为秦成路受访者供图

选择

随着年龄的增长，天天也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要不要做手术？什么时间手术？在天天看来，手术只是一个表面的具体选择，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位MRKH患者，她需要一份真正的接纳，来自他人，也来自自己。在她的成长环境中，「嫁得好」是评判一个女孩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准。

确诊MRKH后，在家人眼里，天天的这条途径被终结了。爸爸的反应尤其让她感到难以消化。

原本，比起严厉的妈妈，天天和爸爸的关系更亲近。爸爸更宠爱她，经常带回来一些在外面淘的玩具，妈妈不给买的东西，爸爸都会答应。从上海的医院回家后，父亲开始变得沉默。有一天早上，她刚醒，偷听到父母的谈话，妈妈在厨房边跟爸爸说，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也不适合他参与。从那之后，父亲也的确没有再参与过，不再过问治疗，不再加入讨论，天天上大学后，和他的联系也很少。面对女儿的人生，他选择置身之外。

十几年过去，直到前两年，天天想打破这种沉默，鼓起勇气给爸爸打了一通电话。她说，「我以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态度问你，不是父女关系，我想听一下你从男人的视角，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样子？」

电话里，父亲说，「我觉得没有男人可以接受这件事」，「你就好好工作吧」。天天说，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在父亲那里好像变成了一个「damage」——她说，她无法用中文讲出这个词。

事实上，确诊至今的十几年中，天天一直都在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她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定义自己在父母眼中的价值。

上大学时，她念的是英语专业。这个当时只是适配分数的选择，让天天能用第二种语言去检索和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最早带给她宽慰的，是这个疾病的患病率，1/5000,「我一算发现在中国还挺多人的」。

大学毕业校招，她看到一个上海的机会，立刻从新校区跑到老校区面试，拿到系里唯一一个录取名额。

再次来到上海，天天才有机会感受这座城市。她工作的宿舍在复旦大学旁边，她和同事休息时会相约到复旦的草坪坐着，也去吃复旦的食堂。和从小生活的台州相比，上海的「繁华」、「靓丽」、「丰富」，这些都让天天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她告诉自己可以去冲一冲，「不想要因为我缺了一些东西就被定义住」。这让她下定决心留在上海。

但每每打电话回家，她的生活就会被拉回另一个语境。母亲的话题始终绕不开「结婚的话要怎么办？」「要不要跟另一半说？」「怎么去找伴侣？」「应该找什么样的伴侣」，「把手术做了才可能拥有一段正常的婚姻」。

这些话题里，天天最常也最不愿听到的是，「你没办法找一个很好优质的男性，你要向下看，找一个结过婚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他本身不想要孩子的。或者已经离婚的，或者他生理上也有残缺的」。

这些来自母亲的建议，在天天听来，只是一次次逼迫她做出一个选择，这令她非常难受，她无法在这种状况下选择手术，因为，「即便做了手术，我依然是一个残缺的人」。

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支撑，她开始接触一些观念，「女性可以不一定拥有婚姻」，「女性的价值标准并不由生育价值决定」，「可以不生孩子，一个人也可以更开放宽阔地活着」。但与此同时，她也会经常梦到一个中学时的女同学，长得高挑、漂亮，重要的是，她后来结婚，有了孩子，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那种状态让天天向往，也难过，「有些人可以轻松地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需要很努力才可以」。在梦里，那是一种深深的吃力和疲惫。

天天想了想说，这些价值观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得不」，不是基于一种选择，「其实是没得选」。

这样的困惑不止发生在天天身上，甚至连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女性，也会经历同样的挣扎。加拿大导演莫莉·麦格林也是一位MRKH患者，她基于自己的经历拍了一部电影《无法融入》（《fitting in》），在电影的访谈中，她谈到自己16岁确诊时、听到治疗方案后的感受。这些方案让她内化了一个逻辑，「我成为了一个容器。我是一个破碎的女性，只有去适应一个男性，我才正常」。

天天说，在很多次被家里问到烦的时候，她也想过，要不把手术做了。但她始终在考量，这个手术对自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就需要这个手术来证明一些什么？」

电影《Fitting in》

支撑

作为医生，秦成路能理解天天面对的这种挣扎，「她们不像心脏畸形或者肢体畸形的患者，肉眼可见他们的缺失，MRKH如果自己不说，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她们的特殊。她们内心的痛苦，对个人对家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这种痛苦的背后，秦成路看到的是，这个群体想要改变的意愿。

这些年，医生们也在不断探索、尝试，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医疗选择。

在秦成路的临床经验中，早期做的都是乙状结肠代阴道。但这个手术创口大，术后肠道分泌物会很多，需要长期垫卫生巾。一些女孩和家长找来，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当时，国外有一些医院会做腹膜代阴道的手术。秦成路形容，腹膜是腹腔内包裹大部分器官的一层膜状组织，能分泌黏液湿润脏器表面，减少脏器间的摩擦。腹膜的好处是再生修复能力强，抗感染能力强，无排异反应。

2001年，罗光楠带着团队做了第一例腹腔镜腹膜代阴道手术，但因为腹腔镜器械的限制，手术失败了。之后，罗光楠带着团队改造了腹腔镜的器械，手术终于成功。之后经历改造，这也成了目前临床最常使用的治疗方案之一。术后，随着阴道处的鳞状上皮细胞不断向上扩展，还会逐步覆盖最初的腹膜组织，形成与正常女性阴道相同的结构组织。2到4年后，人工阴道的菌群结构也会接近健康育龄女性的状态。

在临床外科医学中，手术按照技术难度、复杂性和风险度分为四级，阴道成型术是一个三级手术，属于级别较高的。很多医院并不具备手术的资格和条件。

2012年，孙莉颖开始在临床上陆续接触MRKH的患者，2017年，她的患者陆续成年。其中一个女孩的妈妈来找她，希望在女孩出国念大学之前把手术做了。但她们科室并不具备这个手术的资格，她到本院的泌尿外科寻找协助，但泌尿外科也没有做过这类手术。

孙莉颖遇到过患者在一些非正规医院做手术失败的案例，她不希望这类事情再发生。她通过资料看到，罗光楠的团队有丰富的做这类手术的经验，就把患者介绍到了深圳。也是从那之后，孙莉颖开始和罗湖医院合作，在本院开展手术。

CC是杭州人，2003年出生，因为初中没有来月经，经孙莉颖检查后确诊MRKH。CC的家境优渥，父母也不会给她太大压力，她本人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没有跟任何人讲起自己不会来月经，在学校宿舍，她也会备一些卫生巾放着。她说，不想被别人问，懒得解释。

18岁那年，高考结束的暑假，CC做了腹腔镜腹膜阴道成形手术。她说，比手术更难受的是，术后每一天都要使用模具维持阴道的形状，此时，伤口还没有恢复，可能会缩回去。如今，手术已经过去5年，根据建议，她依然要定期使用模具。

近几年，北京协和医院还开发出了生物补片法，妇产科主任朱兰是团队带头人。生物补片是利用小猪小肠黏膜下层的组织，经过脱细胞处理后，得到一种天然的细胞外基质，以此作为人工阴道的材料。生物补片的特点是术后黏膜化的时间短，需要佩戴模具的时间缩短，且形成的阴道黏膜较厚，光滑，弹性好。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3年，在国内此类手术中，有41%采用了生物补片法。

但生物补片的最大问题在于材料比较贵，据秦成路介绍，仅是材料本身就要上万块，而患者使用自己的腹膜组织则不要钱。目前，罗湖医院做得更多的还是腹膜代阴道手术，手术大概耗时20分钟左右，「患者手术加住院的费用大概是两三万」。

2023年，罗光楠教授去世。如今，作为接任者，秦成路带领团队每年会做一百多例阴道再造手术，她的确看到了很多女性选择的改变，曾有一个女性在复查时对她说，「做完手术回家后，真的感受到家里一下子就明亮了，天就开了」。但她依然要强调，「这不是鼓励每个人都选择手术」。在她看来，手术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愿意面对这件事，她说，手术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改变MRKH患者的处境和生活，「但它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在提供选择的同时，医生也见证着一个个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在罗湖人民医院，手术后，患者通常要住院3到4周。「有时候觉得，三周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但这个改变确实是发生了」，秦成路说，她看到患者们在病房里结下友谊，复查的时候也会一起来。

对于MRKH患者，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撑，至少可以让她们不再感到孤单。这种支撑，也是天天在困顿中收获的重要抚慰。

她曾加入了一个facebook的群组，在那里，遥远的同类不再是一个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她看到大家的讨论，甚至有一些母亲去讲自己女儿的经历，还有人分享治疗方案，讲述自己的手术过程。她还看到一个芝加哥选美小姐的视频，「和所有医学的照片比起来，她是个正常的人，美好、自信，有自己的家庭」。这个例子让天天觉得，可能这件事也没什么，「我也可以拥有一段美好的亲密关系」。

天天也曾开始过一段恋情，她很喜欢那个男生。在认识一个月后，她不希望隐瞒，鼓起勇气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情况。面对面时，对方表达了理解和心疼，说自己可以接受。但天天还是察觉到了对方态度的变化。过了几天，男生在微信上告诉天天，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他的家里还是希望他以后能有一个孩子。

「他说觉得对不起我，然后就这么结束了。」天天伤心难过很久，她甚至想，要不就把手术做了算了。这样是不是自己的心理负担会小一些？或者在进入一段关系时更自由？可她很快意识到，那不过是另一种逃避，无法真正解决心里的难过。

曾真正带给过她支撑的，是另一位患有MRKH的女性。那是天天刚上大学时候，一次，她通过贴吧进入了一个MRKH的qq群。但群里没有人说话。有天晚上，天天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一直玩手机，看到群里有个人的头像亮着。她点进去，给对方发去信息，两个人聊了起来。

天天问了很多，「结婚了吗？」「有没有手术？」「男方知道不？」「婚后生活怎么样？」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珍贵的交流。她得知，对方已经结了婚，做过手术。她的手术是丈夫陪着一起去做的，她告诉天天，两个人婚后的感情很好，术后的夫妻生活也挺好。看到这些信息，天天的确松了一口气——在那个深夜，天天难得地获得了抚慰。

天天说，她希望像那个姐姐一样，遇到一个愿意接受自己的伴侣，再去做这个手术。「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我完全也可以很好地过好我自己的人生」。

电影《Fitting in》

说出来

这些年，天天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发MRKH相关的视频，看到新的分享，包括MRKH的患病率，她都会发给妈妈，她试图告诉妈妈自己的状况并非那么不可告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她们不说」。但妈妈始终不太回复。

2023年母亲节，天天给妈妈寄了一条项链作为礼物，同时写了一封信。她完整地写下了自己第一次做检查时的心情，那时没有能力处理，但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强大，可以开始面对了。她希望妈妈也不要再逃避，「我觉得只要我努力的话，我是能得到一个美好快乐的生活，希望你和爸爸可以为我骄傲，希望你们可以放心」。

和那些没有回复的信息一样，这封信和项链一起，再次被妈妈藏在了衣柜里。

但它却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天天的妹妹无意中翻到了信，发现了姐姐身上的秘密。妹妹比天天小10岁，对于姐姐，她一直有很多好奇，她总会问，「别人家的姐姐都结婚生孩子了，你为什么还没有？」「你有没有男朋友？」每次被问到，天天总会训斥她，「我的事你不要管」。

读到姐姐的这封信时，妹妹已经20岁。天天选择将一切告诉妹妹。讲述的过程中，妹妹哭了，天天也哭了。在妹妹眼里，姐姐是个了不起的人，是她心里的榜样，大学后就没问家里要过钱，一个人在上海工作，她觉得自己做不到。

在此之前，天天也尝试过把这个秘密告诉最好的朋友，倾诉过后，她能感受到对方的无措，「不知道怎么往后接」。她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异类，她们没有这样做，她很欣慰。但大家从此也不再提及，也让她感觉，这件事没有真的被正视。但妹妹的理解给了天天极大的安慰，她想要说出来、想要MRKH被更多人看到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2024年8月，在一档谈论女性小众疾病的播客里，天天听到两位主播在讲MRKH患者的处境，并邀请有类似处境的女性来分享时，她第一次有了公开讲述的念头。

她考虑了一周。当时正值播客节在上海举办，那档播客的主播「六层楼」有一场线下活动，天天跑去参加，她想亲眼看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六层楼」曾经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妇产科做过医生，接触过MRKH患者。天天看到他现场跟人沟通的状态，语气里带着尊重，这给了她很多安全感。「他至少是懂这个病的，也懂患者的心理」。

播客节的第二天是周一，早上去公司的地铁上，天天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她拿出手机，编辑了一段话发给了「六层楼」，说自己愿意来聊一聊。

那期播客发出之后，天天在评论区看到了5位MRKH患者的留言。其中一位写道：「同样的情况，心路历程如出一辙，对事实的描述部分好像已经熟悉到保持冷静的状态，没想到听到最后还是大哭一场，不为别的，跟天天一样，只想抱紧这么多年那个脆弱无助，时常因为所谓『我不是正常人』想法而怀疑自己，审判自己的那个女孩。」

看到这些，天天觉得自己紧绷了十几年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一些。她觉得自己获得了共鸣、支持和理解——在和秦成路的交流中，她也多次提到「说出来」的重要性，因为，「在治疗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科普，告诉她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怎么样的治疗方案」，而这也是帮助MRKH患者消除病耻感，找回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

当然，生活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妈妈依旧很少回复天天与MRKH有关的信息，她还是那个坚持「你谁也不要说」的妈妈。有两个朋友也收到了天天转发给自己的那期播客，但她们也没有给出更多反馈，天天有点受伤，但她把自己的困惑讲了出来。她想知道，为什么她们听完播客没有反应？朋友的回答也很直接，「她们不太能理解」。她们问天天希望得到怎样的关照？天天意识到，自己也不知道。

今年春节，妹妹和天天都没回家，两人一起在上海过年。这是姐妹俩第一次单独一起过年，她们待了近两个月，这也是她们成年后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在很多个深夜，她们互相坦诚地聊了彼此这些年的很多事。再聊到MRKH，妹妹说，希望姐姐以后可以跟她一起养育自己的孩子。

天天说，这句话让她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也可以依赖别人，不是什么都要靠自己，孤独地强撑着。

今年3月，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和天天又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我们在半年多里的第三次交谈。电话里，我意识到，她又战胜了一些事——

过去，每年公司组织年度体检，都会让她发愁，她不知道要怎么跟医生讲，也担心被同事看到什么。为此，她几乎每次都跳过B超环节。但最近的这次体检，她走进B超室，第一次选择直接告诉医生，自己先天没有子宫和阴道，是一名MRKH患者，「所以你什么也看不到」。

医生愣了一下，但并没有表现出讶异，认真地帮她检查了卵巢和子宫外的其他附件。这一次，天天没有再逃避，也不再羞于解释。她坦然地走进诊室、躺下，然后坦然地走出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天天、CC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