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年到现在，基金行业的排名战愈演愈烈，偏股混合型基金收益率的TOP 10门槛已经来到了65%。

但过程中也伴随着分化，作为管理规模超过6500亿的头部公募基金，中银基金的权益品种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混基规模自前期高点至今回落超六成，排名不断被赶超，而且在人才管理、投研体系等多方面也存在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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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大厂

权益占比不足5%

中银基金作为最早一批成立的银行系公募之一，不仅有大型国有银行控股股东的加持，还有外资股东贝莱德的背景。

然而，中银基金如此强大的股东阵容却形成了业务跷跷板，“固收强、权益弱”的局面多年未改。

近年来，中银基金的整体规模不断创出新高，尤其是2020年后股票市场进入调整期规模一路攀升，由当年末的3571.39亿增长至2025年一季度的6500.24亿，增幅达到了82%。

但中银基金的规模增长更多是固收在支撑，期间“债基+货基”规模由2925.62亿增长至6200.71亿，占全部基金规模达95.4%。

其中又数货基的增长最猛，从692.16亿同比增长了3.83倍到3346.53亿，显著推动了固收规模的增长，并实现了对债基规模的赶超。要知道2020年债基规模为2233.46亿，是货基的4.23倍。货基规模的大幅攀升或是中国银行进行了渠道支持。

而中银基金的权益类品种表现却相反，以混合型基金为例，在2021年一季度创下621.01亿的历史高峰后便持续下滑，今年一季度下降到206.87亿，期间降幅达66.69%。

如果将时间周期拉长，一季度中银基金混基200亿出头的规模近乎回到了2018年的低谷附近，与其他头部公募的差距也逐步拉大。

进一步来看，一季度中银基金包括混基、股基、FOF、QDII等所有主动权益产品规模占比仅4.6%，占大头的“混基+股基”规模合计所占比重只有4.08%，这一比例显著低于工银瑞信、招商基金等头部银行系公募，其中股票型基金规模甚至只有58.05亿。

此外，中银基金的权益类产品净值多数跑输市场。截至6月4日，近一年内行业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9.92%，中银基金在有统计的88只混基产品中跑赢行业的只有24只，尚有64只基金未达标。

中银基金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排名却呈现下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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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接连出走

回看过往，早在2013年前后中银基金整体规模曾位居前十，最高排名第6，但到2021年一度下滑至第22名，到今年一季度又缓慢回升到第16位。

中银基金排名的较大波动与权益类资产的弱势表现不无关系。

此前中银基金的混基规模排名同样靠前，2013年曾排到第13位，真正拉开差距的是2015年和2020年前后的两轮牛市。2015年下降至21名，2022年又拉开差距，至今仍在35名开外。

排名下降外加规模回落，也印证了中银基金权益品类疲弱的事实。基金行业的业绩比拼归根结底是基金经理实力的较量，权益赛道更为如此。而中银基金权益类基金经理团队则相对弱势。

一方面，2020年是各路明星基金经理封神的时代，在明星光环加持下对基金规模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中银基金并没有走出表现出圈的基金经理。

同时，近年来中银基金的权益类基金经理接连出走，包括陈鹄飞、王帅、吴印、王伟等资深基金经理，这四位均是从业超十年的行业老将。

就比如前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伟，管理的招牌产品中银智能制造A在2020年取得109.09%的收益率，在370只同类普通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17，位居前5%。

但近年来王伟的净值表现不佳。据Wind数据显示，在2024年初其离任前近一年的综合收益率下降了31.31%，跑输了沪深300。

又比如在2025年4月离任的王睿，此前曾担任交银基金投资经理，自2018年加入中银基金出任基金经理已有7年，代表作中银新经济A的年化回报率也超过了10%。

据Wind统计，自2021年至2025年5月底中银基金的离职基金经理人数为17人，排名行业第5，说明在人才激励、管理机制和投研体系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老将出走的同时中银基金也在增聘新人，期间共增聘了23名基金经理，权益类方向包括杨亦然、李思佳、周斌等，但作为投资经理经验相对不足，任职年限多在3年左右。

当下中银基金的权益品类已陷入到“一将难求”的局面，现有基金经理除了黄珺外，其余净值表现大多平庸。

此外，中银基金还面临“迷你基金”的清盘问题。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4日，在混合型基金中有多达51只规模不足5000万元，占比超50%。也说明其权益产品的竞争力有待加强。

在基金行业变革加快的当下，中银基金是时候走出舒适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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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不好端了

近期，监管层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行业变革明显提速。

“行动方案”重点指向基金行业绩效考核、薪酬制度和费率改革，直指行业“旱涝保收”“重规模、轻回报”等痛点问题。

就拿浮动费率来说，文件要求对主动权益基金实行与净值挂钩的浮动费率模式。比如对持有满1年且年化收益跑输基准3%以上的管理费率降档至0.6%；对持有满1年、年化收益跑赢基准6%以上且是正收益的，费率将升档至1.5%。

与此同时，在基金经理的薪酬制度上也强调浮动管理。对净值明显低于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应降低绩效薪酬，反之亦然。

基金行业向来以规模论英雄，新规直接推翻了行业的管理费“铁饭碗”，在业绩为王时代无疑将加快权益赛道洗牌，赢者通吃的格局将更为凸显。

反观中银基金，新时代下面临的挑战越发明显。造成当前“固收强、权益弱”局面或与其管理机制有关。

作为银行系公募，中银基金的高管团队长期通过内部调配，现董事长章砚、总经理张家文、副总经理陈卫星等均出身自中行，市场化选聘的管理人才较少，由此造成了内部晋升空间小、人才激励措施相对不足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银基金的权益投资总监李建是固收出身，即便自2020年上任后依然以管理固收产品为主，当下管理的3只基金均是债券类基金。中银基金用固收大将管理权益部门的逻辑也引发了市场质疑。

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中银基金的固收地位也面临挑战，早在2013年前后的债基和货基曾分别位列行业第1和第2名，妥妥的领头羊，但到2025年一季度则分别下降到第7和第16名，尤其占据规模半壁江山的货基下滑明显。

究其原因，中银基金并没有抓住2014年后货基的崛起机遇，到2020年第三季度末规模一度下降至615.93亿，创出了自2015年来的规模低点，此后才逐步发力走高。这也是造成整体规模排名下滑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银基金无论从固收还是权益角度都需要寻找突破口。当前固收领域份额基本被头部大厂占据，对权益“补弱项”不失为良策，然而行业新规无疑放大了这一路径难度。

由于中银基金没有抓住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指基赛道，在同质化竞争下更多要靠主动权益产品破局，这就需要在人才激励和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变革，否则谈破局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