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历史文化街区是过去留给今人的一笔遗产，也是寄托城市记忆与文化乡愁的物质载体。其更新改造经历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大拆大建，到市民参与、以人为本、有温度有情义的绣花式“有机更新”模式的过渡。旧街巷更新的主要服务对象，从单纯的“对外”即服务于外来游客，发展到既“对外”又“对内”即同时面向外来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型模式。改造升级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宣教等多重功能。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街区的关键则在于如何使其回归至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通过人们的主动选择和自主参与，在这个空间中实现新与旧、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旧街巷 历史文化街区 有机更新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城市更新工作高度重视。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一切着眼于便民、利民、安民，特别要更好地关心呵护‘一老一小’。”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既要保留历史记忆和特色风貌，又要解决居民关切的实际问题。”2025年3月5日，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从中可看出我国政府关切基层民众生活、着力解决旧城改造难题的决心。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时代迈向“存量”时代。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具韧性、更智慧，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生活得更便捷、更舒心、更美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持续协同发力。狭窄的街巷，破败的房屋，老旧的设施，肮脏的环境，杂乱无章的店铺，复杂的人口构成，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五十年前，几乎每个有历史的中国城市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旧街巷。它们一方面代表着城市的过去，寄托着当地人的童年记忆，另一方面也是横亘在现代城市发展之路上的一道难关。如果弃之不顾，旧街区就会越来越颓败，成为与当代城市景观不相匹配的“累赘”；而通过采取有效措施，适当加以更新、升级，就会变“废”为宝，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与永久动力。因此，如何对待这笔历史遗产，如何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和活化利用，是许多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考验，也是检测当地官员政治素养、发展眼光及其决策管理能力的最好的试金石。当然，旧街巷的改造升级不能全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而是需要全民动员，达成一定共识，在民间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来完成。

从大拆大建到绣花式“有机更新”的转变

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州恩宁路一带的旧街巷改造工程时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回顾半个世纪来旧街巷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这番话的悠长意蕴。

旧街巷所处的地理位置往往是过去城市的中心地带，历史上曾经历过繁华昌盛，后因城区的扩大和城市中心的转移才趋于衰败。从建筑物的保存情况看，这里大多保存有明清至民国时期建造的房屋，街巷面貌也基本保留着古代的格局与样式。它和一般老住宅区的区别，主要是后者的建筑年代较晚，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满足人们的居住刚需而建，在材质与外观上不太讲究。这样的老住宅区虽然需要翻新，但却没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在改造时多会采用全民搬迁、全拆重建的方式。

最早人们对于旧街巷的更新改造也倾向于和一般老住宅区一样，采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方法。政府虽然看到旧街巷的利用价值，但从节约成本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往往借鉴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动员居民以置换的方式全部搬迁至新建的住宅区，而把旧街巷推倒重建为带有传统特色的旅游景点、商业区或高档住宅区。经过实践检验，这种简单化的更新方式存在一些弊病。旧街巷的原住民深知其所在地的历史价值，部分居民从情感和利益角度出发都不愿离开原居住地，拆迁容易引起他们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造成当地居民对政府、开发商和外地游客的敌对情绪。大拆大建摧毁旧有的城市格局与城市风貌，消灭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大规模的拆迁工程人为加速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使得人们的乡愁情绪无法安放，虽然物质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但市民们的幸福感却没有提升，反而因为精神故乡的丧失而陷入内心空虚和缺乏安全感的境地。

近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对旧街巷实行“微改造”“微更新”，即在不破坏城市建筑与文化肌理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修整、翻新。这种旧街巷改造方式又被称为“有机更新”，其特点是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就曾将巴黎形容为一个硕大的人体，其中错综复杂的下水道设施就像是这个人体内部弯弯曲曲的肠道），由无数相关联的“细胞”构成，拥有自己的肌理和脉络，所以城市更新不应是单纯的器官置换、以新代旧，而应在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利益与感受的基础上，在保证“躯体”完整性和延续性的前提下，切除掉其中坏死的部分，通过局部修整和注入新元素，促其自我“新陈代谢”，激发城市内在活力。这种“有机更新”的改造方式不仅适用于老城区旧街巷，同时也适用于古村落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陶希东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旧区从以经济增长和物质建设为主的“经济型”，逐渐转向重视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且更具活力和社会包容性的“社会型”模式。他概括的是所有老城区改造现象，其中也包含旧街巷的更新。对于后者而言，挖掘其中所承载的城市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蕴尤为重要。这就决定当事者不能过于急功近利。

在时间上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在规划之初，邀请建筑学家和文化学者对现状展开调查研究，摸清城市的建筑肌理与文化脉络，制定适宜的改造方案。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水亭门街区在投入改造之前，邀请浙江大学的吴宗杰教授团队长期驻扎当地，对该街区进行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搜集大量的历史文献、民间文物与口述史资料，提交了1份近40万字的《水亭门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报告》，为该片区的改造准备了优质的文化底本。

改造方案应广泛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取得最大限度的市民支持与社会认同。城市改造虽然由政府主导，由企业协助推进，但居民作为城市的主体必须参与到决策中来。在一些情况下，市民的参与有助于纠正政府决策的偏狭，阻止企业运行的过度商业化趋势。例如，广州市的恩宁路项目最早是以“连片危房改造”为目的，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全部拆除”和重建后“原地回迁”，希望打造成类似于上海新天地的时尚休闲区域。但方案出台后却遭到广大市民的质疑，各方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拉锯战”，最终达成保留其原有风貌、实行局部“微改造”的共识，政府、企业和居民也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结成一个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利益共同体。

在利益方面不能只算经济账，而要把政治账和文化账也考虑在内。因为和大拆大建相比，绣花式的“微改造”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花费双倍的成本，而取得的效果却不如全面拆建来得直接和醒目。但这种有情有义、以人为本的改造方式所获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对于城市未来的深刻影响也远大于物质性收益。

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把“微改造”和“绣花”功夫写入到政府文件之中，并提出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说明上述这种有情义有温度的旧街巷有机更新模式目前在全国上下已达成共识，是一项符合民心民意以及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国家工程。

多功能复合型的新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

经过精心修整、面貌一新的旧街巷，一般称为历史文化街区，其功能也从原来较为单一的居民区或商业区，转变为集政治、经济、文化、宣教功能于一体的多重复合形态。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历史文化街区是当地对外宣传的一面窗口，也是一张最好的城市名片。从历史文化街区中，可以窥见一个城市的历史及其当代发展的现状。据报道，升级改造后的北京南锣鼓巷颇受青睐。前美国总统拜登、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等各国政要都来过这里。一些地方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是当地政府接待外来宾客时会向对方展示的场所。

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历史文化街区经过改造后，大多是商业街区与旅游休闲地相结合的功能模式。街区内必不可少的地方特色餐饮、非遗和文化创意产品店铺构成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对于外地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地居民在周末、节假日，也可来此休闲娱乐，体验传统文化。在一些城市的旧街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头涌动、熙熙攘攘的场面，一些特色店铺更是宾客盈门。例如，无锡老街南长街在夏季周末的夜晚总是热闹非凡，拥挤到连迈步都难；南京秦淮区评事街打钉巷一号售卖牛肉锅贴的李记清真馆，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在广东江门，近年来由于电视剧《狂飙》的热播，作为拍摄地之一的旧街区变成一处外地游客必到的网红打卡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当地“猪脚面”也一夜之间变成闻名遐迩的地方美食。

作为城市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历史文化街区也担负着寄托民众爱国情怀、满足人们原乡需求、安置怀旧情绪的文化功能。当我们走进正定古城、平遥古城、荆州古城、徽州古城这些富有历史底蕴的古老街区时，心中自然而然就会涌起一种千古江山万古云的历史沧桑感，并对泱泱中华之博大文明产生崇高敬意。无论是福州的三坊七巷还是成都的宽窄巷子，都联结着地方的文化根脉，蕴含着一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当地人的精神家园所在。对于“老广”而言，来到永庆坊的河涌边漫步，看一眼西关大院的青砖石脚，享用一碗地道的广府糖水，欣赏一出别有情韵的粤剧表演，可以让人回想起广州城的昔日风华，释放心底深处的那份乡愁。上海人来到石库门，会有一种回到老家的亲近感和令人放松的安全感。在一些新兴的移民城市如深圳和珠海，像罗湖老街和唐家古镇这样的旧街区更是能为新市民提供认同坐标，对于城市人文空间的构建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更新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多被赋予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功能。街区内一般都会设有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非遗研学场所或展示馆等设施，有的还配有讲解。人们走进这样的文化空间，就好像“穿越”到了城市的历史之中，可以近距离地亲近传统生活方式。例如，浙江衢州市更新改造后的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中，就设有“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徽州会馆”“南孔爷爷的书房”“药王庙”“邵永丰麻饼铺”等多处展示空间或休闲场所；常州青果巷内保留有“唐荆川纪念馆”“史良故居”“赵元任故居”“松健堂”“青果巷文化记忆馆”等历史遗迹；广州永庆坊的“八和会馆”“李小龙故居”“粤剧博物馆”突出的是当地富有特色的粤剧文化；而浙江乌镇的“昭明书院”“茅盾故居”“木心美术馆”等众多名人故居或纪念馆，则使得这座原为旅游而开发的江南水乡，在诗情画意与民俗风情之外，又增添了一层独特的文化魅力。

当代人的历史求知欲和在文化消费方面的需求有时远高于我们的想象。2015年，笔者曾受珠海市高新区社会发展局委托，就该区下属的唐家古镇的未来开发期望在市民中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回收的近千份问卷中，有31.61%和21.87%的受访者认为唐家湾镇“不太需要”和“不需要”加入现代商业气息，也就是超过一半的群众反对过度商业化开发；针对“未来唐家湾镇需要增加何种基础设施”这一问题，选择“历史文化博物馆”的比例最高，达48.71%，选择“咖啡店、休闲吧”和“书吧”的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分别为39.17%和36.38%，选择“特色餐馆”和“特色旅店”的比例分别占到34.99%和30.42%，而对于“超市”“服装店”等店铺的支持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在大部分市民心目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根本性质应是兼具旅游休闲功能的文化教育场所，而非商业区域。升级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必须具备一定的商业功能，但过度的商业化不仅不能带来旧街区的繁荣，反而会因物价偏高、商品同质化、街区景观缺乏内涵与个性等原因丧失部分潜在的支持者，尤其失去本地市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沦为千篇一律、浮夸嘈杂的普通商业街。尤其在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往往存在这种风险，例如云南丽江古城、湖南凤凰古城、杭州清河坊等旧街区虽然在吸引游客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也因过度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运营方式受到一些网民的批评。

回归当代人日常生活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模式

任何传统都只有回归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历史文化街区在过去也是本地人的生活场所，因其留下了先人的生活足迹而独具魅力。在改造和更新过程中，由于建筑的需要和其他方面的考量，本地居民常常被人为地“挪”出该区域，以至于造成旧城区旧街巷“空心化”和全面商业化经营的现象。这种政府或企业主导型的改造和管理模式，如今已逐渐为本地居民参与程度较高的社区合作更新和经营模式所代替。旧街巷更新的主要服务对象，从单纯的“对外”即服务于外来游客，发展到既“对外”又“对内”即同时面向外来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型模式。这种新的发展趋向为各地政府开发历史人文资源提供一种新思路，就是在打造历史文化街区时充分关照到本地民众特别是当事者的利益和愿望，在企业、社区、民众之间扮演一个引导者和中介者的角色。

从长远来看，服务于本地居民更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更能激发旧街巷的内在活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经济型旧区改造重利轻义，重经济而轻社会，重物质而不重精神，重拆建而不重保护，而社会型城市更新重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保留城市文化风貌，实现城市局部或整体的环境改善和功能转型，因此具有更高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过去在旧街巷开发和运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本地居民与开发商、管理部门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如果能够通过交流、沟通和协商，达成某种共识，或许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融洽，居民不但会支持政府的行为，而且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对旧街巷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中来。

于2005年启动的北京市南锣鼓巷保护和改造工程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针对该片区“基础设施缺乏，雨污管线、照明设备老化，取暖、水处理、燃气设施难以引进；公共服务设施中缺少停车场、无障碍设施及安全监控系统，环卫设施不足，公厕需要改造提升”以及交通秩序混乱、胡同内紧密相连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东城区政府从“改善民生，全民动员”的理念出发，对基础设施和景观风貌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和整治，通过引进和调整业态，着力打造以“静吧”、特色小店、创意工作室等为主的特色街区，以保持胡同内静谧安详的古老氛围。在管理方面，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更贴近民意”的措施，“形成了社区治理中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开放式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动态监管，多方联动”的管理模式。

社会型的旧区改造和社区参与的管理模式尤其适用于中小城市的旧街巷更新项目。这是因为中小城市如果不是特别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的话，一般很难吸引到大批专门来此休闲观光的游客，游人数量较少且多为匆匆过客，单靠发展旅游很难维持城市的繁荣。如果将这些小地方的历史文化街区人为地塑造成面向外地游客的休闲观光区，反而可能因为业态单一、服务质量一般、价格偏高等原因而遭到当地人的排斥。因此，地方政府在规划这类旧街巷时，不能一厢情愿地抱有打造XX级风景区的理想，而不顾及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只有满足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文化街区的作用。

有着1600多年建城历史的福建沙县在改造老街时，就充分考虑到其作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场所的功能特性。遵循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双修”即“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策略，当地政府通过拆除违章建筑、改善基础设施，以达到修复城市环境和景观风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目的，通过统一整治建筑物外立面、修缮屋面、提升基础设施、营造入口景观及节点景观空间等，在不过多惊扰住民生活的前提下实现了老街巷的“微更新”，成功保留原有街巷的空间格局、生活气息和传统记忆。

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更新后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方致力于吸引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光顾，让老街区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些地方看到一些特别时尚的国潮品牌商店、情调感满满的咖啡馆、琳琅满目的文化创意小商品、带有地标符号的打卡墙和各类精致的特色小吃。有些历史文化街区还会在周末或节假日安排广场音乐会之类的活动，让人们在忙碌之余来此得到身心的放松，获得精神和情绪上的满足。最传统也最怀旧的地方，同时也可以是最时髦和最现代的所在，旧与新、古与今、传统与现代通过文化主体的积极参与和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或许会像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放弃由政府和企业全程包揽的“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而更多地选择上述社区自主与全民参与的保护和管理方式。例如，在德国，政府只负责城市的街道、环卫、绿化、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老房屋的修缮几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在欧盟制定的文物保护法等规章制度的大框架下，政府的职责只是审查和批准民众提交的建筑维修或重建方案，一方面保证历史文物古迹不受破坏，另一方面指导业主按照统一的风格或材质等要求去维修或新建房屋，如有的城市要求老城区的建筑物在高度上不能超过当地某些历史悠久的地标建筑，如巴黎的巴黎圣母院、慕尼黑的圣母教堂等，还有一些城市规定老城区建筑物的屋顶或墙面颜色必须统一，像海德堡老城区的房屋就必须按照传统样式用红褐色的石砖来修葺。业主修缮古建筑可以得到税赋的减免，同时有一些热衷于文物古迹保护的公益性民间社团可以给有意修缮古建筑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咨询或其他帮助。这一切的有序进行，都离不开当地民众的积极行动和自觉配合。自18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欧洲人建立起尊重和爱护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形成崇尚古老、旧式的审美观念，所以总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愿为维护老城景观出钱出力。尽管老城区的房价、租金和整体消费水平都远高于新城区，老房子的居住感受比不上新建筑那么舒适，但还是有不少市民愿意选择在这里生活，以实现“诗意地栖居”在古老大地上与悠久历史中的生活理想。

总之，旧城区旧街巷的更新改造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有机更新有助于保留其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作用，同时赋予其以新的多重功能。以改善城市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改造方式比纯经济型的改造更具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效益，也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城市的主体——市民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更新、改造和利用的行动中来，才能真正让旧街巷焕发出生命力，在现代化的今天得以持续发展和永久昌盛。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洪小春、张建新、陈炼、刘成俊、蔡汉：《基于有机更新理论的古城地下空间开发模式与策略研究》，《中国名城》，2024年第8期。

②杨淑华、肖静、李皎：《基于有机更新理论的传统村落活化发展路径选择研究——以大理古生村为例》，《农业与技术》，2024年第21期。

③陶希东：《中国城市旧区改造模式转型策略研究——从“经济型旧区改造”走向“社会型城市更新”》，《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4期。

责编/孙垚 美编/陈媛媛